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18]马基雅维利的书信中，有三种不同的书信写作技艺传 统。三种当中最普通的是私人性的、使用方言的书信写作，这种日 常的功能性书信是意大利各城市特别是佛罗伦萨受过教育的中产 阶级和上流社会最常见、最大量使用的。现在，这些书信已经成为 社会与家庭史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与资助关系的群体 传记学研究的命脉。第二种数量相对较少但却广受赞誉，即外交 或公务书信写作的专业技艺，这项技艺在13世纪主要通过大臣们 和秘书们的工作而声名鹊起。他们为君主和城市共和国政府写 信，这项技艺在佛罗伦萨的秘书厅尤其受到重视。主要的书信写 作技艺中的第三种是人文主义的书信写作，用拉丁文书写，通常但 不必然有实际的接收者，一般是为了流传甚至精心编排出版。 当然，这三种类型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私人性的方言书信有 时也会沾上文学的高雅或者人文主义书信的矫饰，许多人文主义 大臣们写的外交信函当然也同样如此。人文主义书信像私人的方 言书信一样，常常寄给朋友们用于处理私人事务。比如洛伦佐 · 德 ·美第奇的许多书信便很难说属于第一种还是属于第三种。但 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足够清晰的，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正是它们的语境和功能明确了这些区分。第一类书信通 常出现在家族文书中，外交信函则是且一直是政府官方档案的一 部分，而我们读到的大多数人文主义的书信都是人文主义者们自 己集结成册的。 我们不能说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的书信可以毫不含糊地归入 任何一种传统，因为它们三种全都有所涉及。某些1513至1515 年间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的通信似乎属于那种具备一般读写能力 的佛罗伦萨人都会写的信，他们会写给朋友、亲戚、恩主，请求帮 助、传递消息，以及巩固友情和委托关系。有些[19]讨论和辩论 当时复杂国际政治局势的信都会让人联想到快报(avvisi)* 中的 很多地方，这些书信和快报都是他们在被派出执行外交任务和驻 外期间写的。还有一些则是呼应人文主义风格的，由此引发的一 些问题需要到人文主义的书信写作技艺当中寻求完满的说明。解 读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的通信，需要一些关于每一种书信写作技 艺的入门知识，这是本章和下一章将要给出的。 佛罗伦萨书信写作的社交世界 佛罗伦萨人(以及其他托斯卡纳人)彼此之间写过大量的信。 商人们，特别是那些涉足远途贸易的商人们，通过写信给合伙人、分 号经理人或者写信给家人处理很多生意上的事情。弗朗切斯科 · 迪 ·马可 ·达蒂尼从商50年，档案中的信件总数多达140000封，其 中11000封是私人信函，剩下的都属于商业往来。①就算他半个世 *[译注]在现代早期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地区，快报( dispatches/avvisi) 是一种专门 用来快速而高效地传递政治、经济、军事信息的书信。马基雅维利在国内外执行 任务时发回佛罗伦萨政府的政府书信均属于“快报”。 ①Iris Origo,The Merchant of Prato,Jonathan Cape,1957;rev.ed.,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63,p. 8. 贝克则估计有125,000封，参见Christian Bee,Les marchands écrivains: aflaires et humanisme à Florence,1375-1434,Paris;Mouton, 1967,p.113。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31 纪里从不休息一天，这也意味着达蒂尼平均每天要写差不多8封 信，每周有4封私人信件。虽然其他个人或者家族档案里的书信 量没有达蒂尼的多，也不应认为他每天和每周的写信频率特别不 同寻常。孔帕尼曾提出，商人应该知道如何“书写优美”(scriver bello)①, 这当然首先是指记账，但也没人会认为这不是指写信。 15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们继续大量写信，仅以最著名的美第奇家 族为例，其存世书信之丰富足以成为现代学者探究其银行业历史 的基石。② 贸易和商业只是佛罗伦萨人写下大量私人信件的众多语境之 一，政治则是另一个。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 Florentine State Ar- chives) 的美第奇家族文件既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的书信证据，同 样也是研究美第奇政权的丰富宝藏。肯特[20]关于他们崛起掌 权、通过赞助关系网络创造并维持权力的重要研究便极为倚仗数 百封现存的书信，这些信都是在1426至1434年间由朋友和客户 写给美第奇家族的，用于表示忠诚、寻求支持与援助，以及表达美 好愿望。③莫尔霍有关科西莫 ·德 ·美第奇数十年统治的重要研 ① 转 引 自Origo,The Merchant of Prato,p.105,出自孔帕尼( Dino Compagni)的《值 得赞赏的行为之歌》( Song on Worthy Conduct)。 ② 参 见Raymond de Roover,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1397-1494, first published 1963;reprint ed.,New York:W.W.Norton,1966, passim, 第391页 是对该书所用书信的性质与重要性的评论。 ③ 参 见 Dale Kent, The Rise of the Medici:Faction in Florence, 1426-143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33-37,83-104, and passim。肯特在这几年的 美第奇档案中找出了“上千份”书信和文档。它们包括“美第奇家族成员在各种政 府岗位上担任官员时的政府文书往来”、“家族内部的通信”以及“那些在美第奇家 族和他们的朋友们之间的通信”。在肯特看来，最后这一类书信“对重建他们一派 的组成成分、勾勒出核心架构以及弄清其成员身上日渐增加的利益与义务帮助最 大 ”(pp.33-34) 。 总之，书信对于肯特而言是理解美第奇家族权力与领导地位性 质的关键。并不是所有佛罗伦萨的政治史学家都赞同书信在这一研究目的上的价 值，斯蒂芬斯的保留意见，参见J.N. Stephens ,The Fall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 1512-1530,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p.12 究，为了分辨出不同类型的帮助和干涉请求，也同样综合考查了 “现有的超过1230封写给他的信”。①还有很多别的关于15至16 世纪佛罗伦萨政治的研究，也善加利用了私人通信。② 佛罗伦萨人也常常在家庭或家族内部通信：报告国外的消息 或者向佛罗伦萨以外的家族成员传递这一消息；用来道喜、吊唁、 忠告、劝解或者鼓励；商量婚姻、嫁妆、财产和投资；解决纠纷和争 执；表示和试探友谊、责任与忠诚；还有其他更多各异的目的。③ 这些日常的家庭信件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它们的目的或者 功能——因为现代读者(至少是那些对家族成员间还写信的时代 有印象的读者)对这些是相当熟悉的，而在于它们得以保留下来 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写信的人自己或者后代的收集整理。关于达蒂 尼与其夫人玛格丽塔之间的通信，奥里戈认为他们写过这些信这 一事实本身比信被保存下来更加不同寻常，主要是因为14世纪很 少有[21]夫妻间的书信留存下来。④但是对于达蒂尼整个数量巨 大的书信(包括商业信函和私人通信)而言，上面的说法当然要反 过来才是对的：达蒂尼档案的故事里真正令人惊讶的一面恰恰是 为了保留和收集如此大量的信件(无论是向他的分号经理人要回 寄出的原件还是制作信件副本或者两者兼有)所下的工夫。到15 世纪，悉心收集和妥善保存书信及其他重要的商业或私人文件，成 ①Anthony Molho,“Cosima de'Medici: Pater Patriae or Padrino?,”Stanford Italian Review 1,1979:5-33,and 28-29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letters to Cosima. ②See,for example,Paula C.Clarke,The Soderini and the Medici:Power and Patron- age in Fifiteenth-Century Florenc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and H.C.But- ters, Govemors and Govemment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1502-1519,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 ③亚历山德拉 · 马钦吉 · 内利 · 斯特罗齐(Alessandra Macinghi negli Strozzi) 的书信 集是最著名的家族内部书信集之一，见 Lettere di una gentildonna fiorentina del sec- olo XV ai figliuoli esuli,ed.C.Guasti,Florence:Sansoni,1877;reprint ed.,Flor- ence:Licosa Reprints,1972。 ④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p.10.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33 为上层佛罗伦萨家族的常规行为。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的美第奇 家族文件集一开始就是作为家族档案存在的。①也有一些其他家 族档案保留下来，有的仍旧在私人手中，有的现存于国家档案 馆。②正是因为佛罗伦萨人认真地对待他们之间的私人书信，我 们才能够得到数量如此可观的书信。 友谊是书信写作的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语境，并且尤其和解 读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的通信相关。肯特和特雷克斯勒是两位技 艺高超又机智敏锐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私人信件的解读高 手，他们近来强调书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揭示一些张力和潜在的 规则，这些张力和规则构建起了友谊这一社会性的概念与经验。 肯特通过展示一段商人巴尔托洛梅奥 ·切德尔尼的信评论道： 佛罗伦萨人不光是在正式的论著中，甚至在他们的书信 和日记里，都会提到友 谊( amicizia), 把它当作 一 种情感上的 理想(确实很难获得),以及处理盟友之间任何事情的一种手 段。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友谊的‘工具性’和理想性这两面之 间存在紧张。 按照肯特的观点，仔细研究过像切德尔尼这样的普通佛罗伦 萨人的书信之后得出的佛罗伦萨社会图景，“完全不同于定量历 史学家或制度历史学家所描绘的。总体上他们对运用佛罗伦萨人 写的大量私人通信进行研究持怀疑态度，而愿意用更严格、‘更坚 ①Nicolai Rubinstein,"Introduzione all'edizione delle Lettere” in Lorenzo de’Medici, Lettere, vol.I,ed.Riccardo Fubini,Florence:Istituto Nazionale di Studi sul Rinasci- mento, Giunti -Barbera,1977,ppvi-vii. ②关于重要的圭恰尔迪尼档案，参见Roberto Ridolfi, L'Archivio della famiglia Guicc- iardini, Florence:Olschki,1931;and the“Note on Gukciardini's Papers”in Ridolfi's The Life of Francesco Guicciardini,tr. Cecil Grays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7,p.279。 34 权力与欲望- 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实的’证据来说明某些观点”。肯特呼吁人们注意在切德尔尼书 信中“大量出现的简短、带有习语的15世纪佛罗伦萨谈话”,这一 特征将这些私人书信同人文主义的书信写作和正式的介绍信区分 开来。[22]肯特认为在私人书信里“我们可以听到人们交谈的声 音”,切德尔尼的信“让读者明白无误”谁“是且为什么是他的‘真 朋友’。他们是其忠诚的通信人和伙伴”。① 将书信视作传递和保存不在场的朋友的意见的写下来的谈 话，这一观念是15世纪私人书信写作(以及许多相关重要研究) 的典型特征。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尝试表明马基雅维利与韦 托里的通信是如何运用、重现这种书信观念并使之成为必须要解 决的问题的。 特雷克斯勒从弗朗切斯科 ·达蒂尼与律师拉波 ·马泽伊之间 的通信中探察出佛罗伦萨人友谊中的张力与潜在的规则，②他采 取的角度强调“社会规矩、功利和强迫对于任何公民间关系( civic relationship)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情感在这种关系的构成中是 次要的”,特雷克斯勒强调“情感与社会、内在与外在、内容与形式 都存在辩证关系，并不存在没有形式的真诚也不存在没有真诚的 形式”。达蒂尼与马泽伊的信创造并巩固了一种“半正式的”近乎 契约性的友谊关系：“书信中的修辞成分在尝试通过仪式化的感 情来弥合”职业、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差异。特雷克斯勒的结论是： ①F.W.Kent, Bartolommeo Cederi and His Friends:Letters to an Obscure Florentine, introductory essay by F.W.Kent and texts edited by Gino Corti with F.W.Kent, Florence:Leo S.Olschki and the Istituto Nazionale di Studi sul Rinascimento,Quader- ni di“Rinascimento,”1991,pp. 10-12 .莫尔霍在此之前提供过一份切德尔尼书信 的一段以展现15世纪佛罗伦萨中朋友兼庇护关系的性质，参见“Cosimo de' Medi- ci: Pater Patriae or Padrino?,”pp.24-25。 ②达蒂尼与马泽伊之间的书信发表在Lapo Mazzei, Lettere di un notaro a un mercante del secolo XIV,con altre lettere e documenti, ed.C.Guasti,2 vols.,Florence:Le Monnier,1880。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35 “通信中到处体现出无法摆脱社会规则”,“礼物与服务的规矩、用 语与强制性的书信敬语的规矩似乎是公民间交流的一个基础”。① 特雷克斯勒对达蒂尼与马泽伊通信的分析提醒我们注意，在 一个社会里哪怕是私人书信中，修辞也有复杂性，友谊就是被这种 社会中的规则和惯例建构起来的。②这一点与解读马基雅维利和 韦托里的书信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达蒂尼与马泽伊通信 同样的规则和惯例，就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的情况而言，不同 [23]的友谊需要不同的规则。也许是因为他们了解人文主义关 于书信写作的观念和论辩，在适用书信写作惯例的时候也多少更 为自由。但是，有关用语、友谊和政治的修辞形式对于他们彼此间 写什么和怎么写多有制约，就此而言，他们的书信(并不比达蒂尼 和马泽伊的信少)又是很“合规的”。如果没有权威性典范就没有 修辞形式可言，而且如果拉波 ·马泽伊甚至要到西塞罗和圣哲罗 姆那里寻找他写信需要的那种修辞典范，③那么马基雅维利与韦 托里的书信深深浸染了古代和人文主义书信写作的修辞和文学传 统，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以此观之，私人的家庭书信写作与人文主 义的书信写作传统之间的巨大鸿沟，并非不可弥合。实际上，马基 雅维利与韦托里的通信本身或许就成为弥合两种书信写作的桥梁 之一。 ~***~ 对马基雅维利有最直接和最明显影响的书信写作传统，是声 ①Richard C.Trexler, Public Lif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80,pp.131-158;quoted passages from pp.132-136 and 157. ②肯特即将出版的关于美第奇时期佛罗伦萨权力与庇护之词汇的书(她好心地让我 看到了其中的一些章节的草稿),将对“语言和书信形式界定”友谊与庇护关系之 “概念”的方式作出重要贡献。 ③Trexler, Public Life, p.136; 也参见贝克对书信的解读及其对马泽伊文学修养的判 断 ，参见Les marchands écrivains, pp.113-130。 36 权力与欲望——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望卓著的外交和政务书信的专业写作技艺。在马基雅维利成为佛 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长之前，政府里的秘书和大臣们已经运用 这一技艺几个世纪了。有两位最著名的早期大臣通过引入高级修 辞风格将写信的技艺( ars dictaminis)提高到了新的文学水平，他 们是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的大臣皮耶尔 ·德拉 ·维尼亚和 1250—1260年佛罗伦萨第一平民政府( primo popolo)秘书长布鲁 内托 ·拉蒂尼，他后来成为对共和主义思想做出了重大发展的作 家和政治理论家。当然，这两位13世纪的官员之所以著名，部分 是因为他们政治生涯中的戏剧性失败。皮耶尔 ·德拉 ·维尼亚被 控叛国在狱中自杀；而布鲁内托 ·拉蒂尼则在1260年霍亨斯陶芬 王朝领导的吉伯林派推翻了第一平民政府后，被放逐多年。但丁 从他们的故事中创造了《地狱篇》里最著名的两个角色，从而维护 了他们的声誉，而他们之所以可能获得这一名声，乃是因为到13 世纪时，公文书信写作已经声望卓著。① 佛罗伦萨秘书厅( Florentine chancery)在制度上继续成为这 种公共书信写作传统的主要归宿，到[24]14世纪晚期尤其如此， 而当佛罗伦萨及秘书厅成为人文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这一传统 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375—1406年在任的秘书长科卢乔 · 萨 卢塔蒂既继承了彼特拉克提倡的学术和文学研究的新进路，也继 承了旧的写信的技艺。萨卢塔蒂通过运用古罗马历史中的对照与 教训引起共鸣，并在以这些观念组织起来的新的历史理解中赞颂 佛罗伦萨人的独特角色，将自由与德性这样的重大共和主义主题 引入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文书信中。古代历史的事例和古罗马作 ①关于公共书信写作的早期发展，参 见Jerrold E.Seigel,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in Renaissance Human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p.200-225; Ronald G.Witt, Coluccio Salutati and his Public Letters, Geneva:Librairie Droz, 1976, esp.pp.23-41 。 关于拉蒂尼，参见 Charles T.Davis, Dante's Italy and Other Essay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pp.166-197。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37 家的语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秘书厅的信件中。大概在萨卢塔蒂任 上，佛罗伦萨公文书信中的修辞力量和政治声望达到了巅峰。① 15世纪的秘书厅仍旧是一个卓越的机构，吸引了许多人文学研究 (studia humanitatis)的一流人物，包括莱奥纳尔多 ·布鲁尼、波 焦 ·布拉乔利尼、卡洛 ·马苏匹尼、贝内代托 · 阿科尔蒂②,以及 巴尔托洛梅奥 ·斯卡拉，我们现在知道他在马基雅维利年轻时与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朋友。③1498年，当马基雅维利自己进入秘 书厅成为这个机构(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二秘书厅)的领导者时，他 的职责是管理佛罗伦萨所辖的城市与领土，萨卢塔蒂那套正规的、 满是修辞的书信写作并不是第二秘书长的工作。他以第二秘书长 和负责外交事务十人委员会秘书的身份写下的大部分信件，都是 功能性的通讯，是从他出使的地方发回给佛罗伦萨上级的快报或 者报告。但是，马基雅维利当然知道，并且出于他自己的文学兴趣 和爱好而尤其懂得，他的岗位在制度上承接的那个秘书厅，曾将书 信写作提升到一定高度，使得这门古老的写信的技艺在政治、历史 和文学的世界中享有声誉。后面我将回过头来考察马基雅维利在 秘书厅的职业生涯以及那些年里他写的各类书信。 ① See Witt, Salutati and his Public Letters, pp.42-88. ②关于阿科尔蒂以及15世纪秘书厅的一般情况，参见Robert Black,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esp. pp. 115-183; 以及经典论文 Eugenio Garin,“The Humanist Chancellors of the Flor- entine Republic from Coluccio Salutati to Bartolomeo Scala,"in his Portraits from the Quattrocento,tr.Victor A.and Elizabeth Velen,New York:Harper &Row,1972, pp.1-29。 ③斯卡拉在他的对话体《论法律与审判》( De legibus et judiciis)中有一个叫作贝尔纳 多 · 马基雅维利( Bernardo Machiavelli)的角色，并称他为“我的朋友与亲人”(ami- cus et familiaris meus), 见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rinceton,N. J.:P 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pp.318-319 。有关斯卡拉和15世纪晚期的秘 书厅，参见Alison Brown,Bartolomeo Scala, 1430-1497,Chancellor or of Florenc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彼特拉克与古人 [25]人文主义者就个人的、政治的、文学的和哲学的等广泛 主题用拉丁文撰写的书信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书信写作的另一个 主要分支。人文主义者有时称它们为致“友人”(familiar) 信，因为 它们是写给朋友们的，但也是意在出版的文学作品。很多情况下， 它们无疑属于功能性的通信(信有明确的收件人),但是人文主义 者常常采取书信的形式写虚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书信是人文 主义者最喜爱的体裁，人文主义者将他们的书信收集起来制作副 本并流传开来，这成为一种风尚。这些书信和书信集的流行很大 程度上归功于塞涅卡和西塞罗的卓越先例，又因为彼特拉克在14 世纪中期复兴和模仿了这一体裁，书信和书信集的流行成为人文 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①塞涅卡的《致卢齐利乌斯的信》( Letters to Lucilius)在整个中世纪都很有名，而在1345年发现西塞罗的 《致阿提库斯的信》(Letters to Atticus)和《致弟弟昆图斯的信》 (Letters to his Brother Quintus)的正是彼特拉克本人。或许正是 受到自己发现的鼓舞，他很快就编排和组织了一组自己的书信，集 结成巨著《与朋友之间的事二十四卷》( Rerum familiarium libri XXIV,通常称作《致友人书》[Familiari]), 这是他最终要筹备的三 部散文体书信集的第一部。 西塞罗和塞涅卡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书信写作类型的典 范，彼特拉克也清楚塞涅卡曾经公开批评过西塞罗的书信写作风 格。在彼特拉克看来，《致阿提库斯的信》是西塞罗紧张和充满争 议的政治生涯的产物，是政治斗争和阴谋过程中一段真实通信的 ①Paul F.Grendler, Schooling in Renaissance Italy: Literacy and Leaning,1300-1600,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p.121-124,217-234.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39 文献记录。正如彼特拉克在《致友人书》的开篇献辞中回忆的，他 对这些信感到十分气愤和厌恶，以致他立刻写下他那著名的对西 塞罗的抱怨信，因为他“通晓”(familiaritate) 西塞罗思想“就像他 是生活在我的时代的一位友人”。①他问西塞罗，写哲学论著的哲 人怎么能背叛他自己的内心宁静和斯多葛思想的理念，自甘堕落 到政治的野心与腐化中去呢?②相比之下，塞涅卡的《致卢齐利乌 斯的信》[26](也被称作《道德书简》[ Epistulae Morales])更多具 有道德哲学论文和沉思的性质。尽管信是写给一个有名有姓的朋 友，甚至此人还会时不时给他一些意见，但这些信只不过是采用了 书信的形式，使得塞涅卡可以对一个并不在场的他者提出劝诫与 教导。由于彼特拉克批评了西塞罗的政治书信，我们本应期待他 选择塞涅卡为典范的。然而，彼特拉克声称他在《致友人书》中更 多追随的是西塞罗而非塞涅卡，同时声称那些写给阿提库斯的信 “挑动”和“惹怒”了他。彼特拉克如此解释他对其书信写作艺术 的古代典范的反应和评价，反映出他发觉自己所复兴甚或开创的 体裁尚不存在明晰确切的权威性典范。正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 书信写作有着多种典范和传统的印记，因此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人 文主义写作，它成为创作更自由和试验幅度更大的一片领域。 试验的某些可能性与指向性体现在《致友人书》的结构之中， 也体现在第一封导言性的信中。自然，彼特拉克在他的信集中收 入了一些他尚未有任何收集成书打算之前的信，不过，正如我们将 要看到的，他重新创作和修订了其中的很多封信。他还增添了一 ①Francesco Petrarca, Le familiari, vol.1,edVittorio Rossi,Florence:Sansoni,1933, pp.3-14;the passage referred to is on pp.12-13.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letter is by Aldo S.Bernardo in Francesco Petrarca, Rerum familiarium libriI-VII, 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5,pp.3-14. ②Le familiari 24.3,in vol.4,ed.V.Rossi and U.Bosco,Florence:Sansoni,1942, pp.225-227. 些写给同时代人的、如今被视作“虚构写作”的未必会送出的信， 做成早已写好的样子，然后在书信集中精心安排了它们的位置，从 而表达出有关其人生某一阶段的特定想法或者印象。记叙他攀登 旺图山的信或许是这些特意创作的信中最有名的，彼特拉克把它 安排在1336年，但是根据彼拉诺维奇的研究，它的创作时间不早 于1350年代早期或中期。彼特拉克努力掩盖这些信的写作时间 实际上晚于其标明时间多年，这就需要一切现代考据学的精湛技 艺将“真实的”(或者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说“日期准确的”?)和“虚 构的”分开。①但是，在《致友人书》开篇的献辞(写给一位被他称 为苏格拉底的朋友的信)里，彼特拉克几乎承认了(也总是令人感 到疑惑)他整个书信集里的所有书信都介于事实与虚构的模糊状 态之中，至少也暗示了书信这一体裁本身就是如此。他在这封信 中告诉苏格拉底[27]他是怎么决定要将自己的书信集结成书以 及某种能够反映其内容特点的东西，这封信在此意义上成为文艺 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书信写作学问的基础文本。因为它的许多主 题一直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写作有关并将复现在马基雅维利与 韦托里的通信中。有必要仔细阅读它，并将其作为某种开场白。 彼特拉克在开头讲了一个关于书信集如何成形的故事。当他 在家里考虑搬家时，“被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书信和一摞摞形状各 异的纸稿团团围住”,他“开始随意地翻看这些无序地摞起来的纸 稿”并且“惊讶地发现总体上它们相当多样和混乱。我几乎没法 辨认出其中的某些，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形状而是因为我自己的理 ①Giuseppe Billanovich,Petrarca letterato, Rome: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47;也可参见贝尔纳多《致友人书》译本的导言，他在其中对彼拉诺维奇的主要 发现做了有益的概括，见前注21。另一种观点认为彼特拉克不可能公然欺骗读者 和完全创作书信，参见Hans Baron, Petrarch's Secretum:Its Making and Its Mean- ing,Cambridge,Mass.: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85,esp.pp.185- 214,and,for Baron's reading of Familiari I.I,pp.7-15。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41 解发生了变化”。修订并完成这些支离破碎的作品所需要的努 力，令他对于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文学事业感到绝望。于是，他将 “至少一千件各种诗歌和友人的书信”付之一炬。个别在犄角旮 旯里的“侥幸”逃过一劫，而它们得以幸存只是因为他回想起朋友 们——包括苏格拉底——的祝福。于是，就像通常的套路一样，在 一堆本来就形状各异且难以辨认的碎片中偶然地保存下来一些残 片，这些残片中又诞生了这部书信集。拒斥作者责任这一传统做 法构成了这个不可靠的起源故事的动机：只是出于偶然和其他东 西——机运与友谊——的驱使，才有了这些书。“它们都是您友 谊的见证，”他告诉苏格拉底，“而非我才思的展现。” 毫不奇怪，彼特拉克也不认为他的这些书信包含有某种西塞 罗在演说中加以使用而在书信中摒弃掉的“言语的巨大力量”。 彼特拉克声称自己“从未尝试此种风格”,因为他从未涉足国家事 务。因此，他使用一种“平白、家常和朋友间的方式”,“言语的修 辞力量”在其中并无用武之地，而对于这种力量他既非全然无知 也不算信手拈来。同时，彼特拉克担心，哪怕是一位朋友，“除非 他成了另一个我”,也将不能“读得下去所有这些而不厌烦，因为 由于风格不一、目的各异，它们当中有太多冲突与矛盾”。他解释 道，所有这些不一致的一个理由是，他不像伊壁鸠鲁、西塞罗或塞 涅卡那样只给几位朋友写信，他终其一生都是个四处周游的人，必 须与许多不同的人通信，[28]“这些人的品性与地位千差万别”。 由于写信的人的首要关切必须是“考虑你将要写信给谁，以及当 他在读你想写的内容时将处于何种心境(affectus)”, 因此彼特拉 克认为他别无选择而只能“极其地前后不一”——简直是“被迫与 自己有所不同”——甚至对他自己“似乎都处于一种持续的矛盾 之中”。他这种解释背后的假定是，特定的收信人——而非写信 人——是或者应当是决定书信特点、风格和主题的人。因为“有 千千万万不同类型的人”,有众多通信对象的写信人必须根据通 42 权力与欲望- 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信对象的不同需要、境况和环境调整所写内容。但是，在只面对一 位通信人的情况下，也应该保持多样性：“正如某一种食物不仅不 能满足不同人的口味，甚至也不总能满足一个人的口味，因此也不 能总用一种风格满足一个头脑。” 到目前为止，彼特拉克强调了写信人的自谦的必要性。只有 使书信的对象成为首要和最高的关切对象，才能够明白“写什么 和如何写”,即便此种方式的代价是书信彼此间不可避免地出现 矛盾和不一致。彼特拉克似乎在表明，书信是一种独特的写作方 式，必须去除其中的作者身份和作者的掌控，这样一来，风格和主 题上的矛盾与不一致不仅不应被指责，实际上反倒是一种美德，对 收件人的“思维 ”(animus)、“ 地位”(conditio)、“ 心境”(affectus) 的恰当关照使得作者不以自己的风格写作，令他“不同于”他 自己。 尽管对收信人做到了应有的关照，但彼特拉克仍旧担心当他 的朋友见到《致友人书》中的书信时将作何反应。他曾经担心过 “除非是另一个我”,否则哪怕是一位友人在读到它们时是否会有 任何乐趣。现在，他希望苏格拉底会“暗自接受这些书信而不点 破作者的名字”,而且希望如果他不能不让他们的朋友们发现这 些书信集(“因为友谊是明察秋毫的，什么也逃不过朋友们的眼 睛”),他至少会敦促那些持有他信件(应该是原件)的朋友们销毁 它们，“以免他们对于我在内容或风格上有所变化而感到不快”。 这里我们发现，彼特拉克在大方地承认原件与书信集中收录的润 饰版本之间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大到足以让收信人感到不快。这 样，他毫不掩饰《致友人书》具有被我们称为是建构的(如果不是 虚构的话)性质。他关于这些改动的评论暗示这些书信本身具有 的不稳定性或者不长久性，[29]它们本身是易于被修改的。在提 出编辑和文体上的考量后，他评论说，他在修订中略去了许多应当 包括在原件中的“不免涉及私人事务”(de familiaribus curis)的事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43 情，哪怕它们或许对于一位“急切的读者”(cupido lectori)而言非 常重要。彼特拉克似乎是认为，相较于原件，有些朋友对修订的版 本不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和他们所关心的被去掉或边缘化了。 当书信被集结起来呈现给更广大的读者时，它们便具有了不同的 目的，因此相比于写给某些特定个体，它们必须具有一种不同的 特点。 这些信的目的是什么?在给苏格拉底的信的末尾，彼特拉克 引用了西塞罗在写给他弟弟昆图斯的第一封信中的看法：“一封 书信的真正特征，是要让收信人更多了解那些他所不知的事 物”①——这种书信写作的观念或许与早先强调的让收件人的精 神与品性决定书信的性质并不一致，这当然是指出了一个不同的 方向。实际上，彼特拉克现在声称，他在书信集中所做的无非是 “说出我自己的心境或者任何其他我认为我的朋友们会感兴趣的 趣事”。简而言之，单独来看这些书信是关乎朋友们及其关切的， 统合起来看则是关于彼特拉克的。在这几句话里，我们发现他将 整个书信集视作他对自己从少年到老年的心理史和文体风格史的 一种记录或者反思。在他坦陈为老年时“人生堕入过分软弱”感 到羞愧之后，他提出“书信的编排顺序将证明”这一转变。在他少 年时他的言语( sermo) 是强健和清晰的，这“说明头脑的真正强 健”。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言语变得越来越虚弱和谦卑，也似 乎没了骨气”。他问道：“这是否说，我在少年时是一个成年男人， 而到老年反倒成了一个少年?” 这种猜测基于两个假定：第一，写作方式和言语同时反映了这 些性格和心境的变化；第二，书信集反映了他写作方式的变化。他 早先称这些书信是不一致和冲突的碎片，除了体现收件人一时一 ① The Letters to his Brother Quintus I. 137,in the Loeb edition,tr.W.Glynn William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428-429. 44 权力与欲望——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地的需要和性质外并无特定意图和目的，而现在他又声称它们承 载着他的历史，并且几乎构成了一部他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作家 的成长过程的文献记录。但是，作为一贯套路，请注意( caveat lec- tor): 他的所有这些看法都是在一封信中[30]给出的，这封信的意 图就是向朋友们和其他读者推介一部(用他在结语部分的话说) “用多彩线条编制而成”的书信集。 这样，彼特拉克同时否定又肯定了他与友人通信的“文学创 作”性质。一方面，他说它们其实是一些文件和碎片，源自于并呈 现出他的过往，但却更多地有关收信人而非他自己。他坚称自己 的书信没有使用修辞且充满矛盾。就前者而言，虽然塞涅卡批评 了西塞罗所赞赏的书信形式(西塞罗建议阿提库斯想说什么就写 什么①),虽然彼特拉克自己为西塞罗在逆境中表现出的虚弱和软 弱感到气愤，但他仍然声称西塞罗才是他追随的典范，即便许多书 信实际上更接近塞涅卡的书信风格。另一方面，他承认他的这些 书信由于经过收集、编辑和按照特定顺序编排，已经与“最初”写 成的有所不同了。换言之，当它们被安排进某种彼此间的关系时， 它们的地位与意义已经发生了转变。因而，彼特拉克邀请他的读 者按照一本有结构和故事的书来阅读他的书信。 人文主义者与他们的书信集 科卢乔 · 萨卢塔蒂毫不怀疑彼特拉克的书信集应当跻身于其 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或者作为他修辞能力的光辉典范。在1374年 彼特拉克死后不久，萨卢塔蒂在(用书信的形式)写成的颂文中赞 ①Letters to Atticus I.12,in vol.I of the Loeb edition,tr.E.O.Winstedt,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32-33.Seneca's criticism is in Epistulae Morales, letter 118,in vol.3 of the Loeb edition,tr.Richard M.Gummere,Cam- 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360-361.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45 扬了他某种哲学上的天才：“掌握一切美德、摒弃一切邪恶、通晓 一切技艺与知识”,并且断言，他的诗歌、书信和书籍处处展现了 这种哲学的功力。萨卢塔蒂赞颂彼特拉克的修辞，他区分了两种 文学修辞：对抗的(contentio) ,用于辩论和解决争议；交谈的( ser- mocinatio), 用于“安静的讨论”。他表示，在西塞罗看来，它们如 此迥异，甚至在古希腊人中只有德米特里 ·法勒鲁姆精通这两者。 彼特拉克的荣耀在于他掌握了修辞学的方方面面，而萨卢塔蒂首 先给读者的证明便是他的书信：彼特拉克在“数千封书信中，根据 情况而运用各种风格，展现了他在修辞学各个方面的伟大、光彩和 力量”。[31]在赞颂过彼特拉克的书信之后，萨卢塔蒂才又补充 说，“他的许多书也是如此”。① 萨卢塔蒂还用其他方式提高了书信在人文主义者当中的流行 程度。前文提到，他的公文书信获得了巨大声誉，使得“修辞即力 量”的观念广为流传。萨卢塔蒂追随彼特拉克，用书信体来写实 际上有关道德哲学、政治学和为新人文学研究辩护的论文。②和 彼特拉克一样，萨卢塔蒂继续搜寻伟大的古代书信技艺名作，并于 1392年领导一群手稿搜寻者为此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令西塞 ①E pistolario di Coluccio Salutati, ed.Francesco Novati,vol.I,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1891,pp .178-180; 英译文采自The Three Crowns of Florence:Humanist Assessments of Dante,Petrarca,and Boccaccio, ed.and tr.David Thompson and Al- an F.Nagel,New York:Harper &Row,1972,pp.5-7. ② 一 个著名的例子是写给赞贝卡里的信，见 Peregrina Zambeccari,Epistolario,ed. Novati,vol.3,Rome,1896,pp.285-308;translated in The Earthly Republic:Ital- ian Humanists on Govemment and Society,ed.B.Kohl and R.G.Witt,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8,pp.93-114 。 同一卷中还收有彼特拉克的 《统治者应该如何治国》(“How a Ruler Ought to Govem his State”),写成一封给帕 多瓦统治者弗朗切斯科 · 达 · 卡拉拉( Francesco da Carrara)的 信( ibid., pp.35- 罗的《致友人书》( Ad familiares)重见天日。①萨卢塔蒂自己写给 朋友们的每一封信都是令人翘首以待的文学事件，借由这些书信， 佛罗伦萨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到1390年代，他的仰慕者们 一直在催促他收集并编辑他的通信，起初他以自己最好的书信可 能还没写出来为由推辞，后来便着手准备一种书信集，这也构成了 他大部头《书信集》(epistolario) 的核心部分。② 到了15世纪，许多人文主义者煞费苦心地挑选、修订、发表他 们的书信并在15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印刷出来。莱奥纳尔多 · 布鲁尼、波焦 ·布拉乔利尼收集和散布了自己的书信集，受到相当 的欢迎，安布罗焦 ·特拉韦尔萨里、弗朗切斯科 · 巴尔巴罗、巴尔 托洛梅奥 ·法西奥、皮耶尔 ·坎迪多 ·德琴布里奥、潘诺米塔等人 紧随其后。从1470年代起，人文主义者的书信集开始付印，有时 有多个版本。最早的是加斯帕里诺 · 巴尔齐扎、布鲁尼、弗朗切斯 科 ·菲莱尔福、埃内亚 ·西尔维奥 ·皮科洛米尼以及潘诺米塔的 书信集，到世纪末出现的有费奇诺、皮科、波利齐亚诺的书信集，彼 特拉克的书信集也出现了印刷版。③ ①Grendler, Schooling in Renaissance Italy,pp.121-124;Ronald G.Witt, Hercules at the Crossroads:The Life,Works,and Thought of Coluccio Salutati,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83,pp.254,299-300. ②Witt ,Hercules at the Crossroads, pp.288-291. ③这段的信息摘自塞克拉夫的重要论文，这篇文章包括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书 信写作研究的精要引论，Cecil H.Clough,"The Cult of Antiquity: Leters and Letter Collections,"in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Essays in Honour of Paul Oskar Kristeller,ed.Cecil H.Clough,New York:A.F.Zambelli,1976,pp.33-67。 在一系列重要的附录(第49-61页)中，克拉夫给出了一些列表：“1501年前印行 的人文主义者书信集”、“1520年前人文主义者及其他作者书信选录”、“1501年前 印行的古罗马书信集”、“1501年前印行的古希腊书信集”,以及“1501年前印行的 书信写作技巧指南 ”。关于人文主义的书信集，也 见Maria Luisa Doglio,“Lettere del Boiardo e epistolari del Quattrocento,” Lettere italiane 21,1969:245-264, 它提 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Alessandro Perosa,“Sulla pubblicazione degli epistolari degli umanisti, "in La pubblicazione delle fonti del medioevo europeo negli (转下页)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47 [32]波焦 · 布拉乔利尼是这一现象的生动案例。波焦至少 留下了558封书信，其中有92封是写给尼科洛 ·尼科利的，是写 给单一收信人的书信中数量最大的。波焦自己收集尼科利的书信 成书在朋友间传阅，然后又准备并发表了另两卷书信集。①在写 给尼科利的那一卷开头是一封献给一位朋友的信，非常类似于彼 特拉克给苏格拉底的开篇信。波焦在信中解释道，尼科利“从小 与我过从甚密”,他给他写的信“全都是各种家长里短和私人事 务，只要有空得闲就写”。为了点明这些信的特点，波焦引用西塞 罗《致阿提库斯的信》中引发塞涅卡批评的那段话，彼特拉克在给 苏格拉底的献辞中也提到过：“我在信中写下的就是我想说出来 的。”这种自然流露的、没有准备的书信显然正在成为一种书信体 的惯用类型，至少对那些声称他们的书信实际上是写来替代与朋 友们谈话的作者而言就是如此。并且，与彼特拉克的做法相同，波 焦将两种相当不同的观点并置，书信既是与不在场的朋友的普通 谈话，也是一种与自己的对话：“我在信中不光写我在做什么我在 说什么,也写我的担忧与反思，好像我是写给另外一个自我。”② 不过，波焦书信集中自觉的文学性[33]( literariness, 其《书信 集》新近的编辑者哈思称之为letterarietà),③ 既体现在他对原信的 编辑和修订中(有时会去掉一些细节并且不在意具体的日期),也 体现在他对西塞罗《致阿提库斯的信》的模仿程度上。他并未明 (接上页注③)ultimi 70 anni,1883-1953, 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il Media Evo,1954,pp.327-338;and Mario Marti,“L'epistolario come'genere'e un prob- lema edi toriale,"in Studi e problemi di critica testuale,Bologna:Commissione,pe- ri Testi di Lingua,1961,pp.203-208。 ①Phyllis Walter Goodhart Gordan,ed.and tr.,Two Renaissance Book Hunters:The Letters of Poggius Bracciolini to Niccolaus de Niccoli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1974,pp.2,7-8. ②Poggio Bracciolini,Lettere, vol.I, Lettere a Niccolò Niccoli,ed.Helene Harth,Flor- ence:Leo S.Olschki,1984,p.3. ③ 参 见 哈 思( Helene Harth)给前注所引版本写的“导言”(pp.cii-ciii)。 48 权力与欲望- 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言自己是在实践西塞罗给阿提库斯的建议，即“一时兴起地”想怎 么说就怎么写，而这就成了一个无解之谜( an impossible riddle), 这在人文主义者那里很典型，那种所谓的自然流露可以说成是一 种模仿又抑或是全然相反的东西。同《致阿提库斯的信》 一样，给 尼科利的信也是写给单一收信人的，并且当波焦强调他偶尔使用 方言表达是为了“消遣”(iocandi causa)时，他似乎是在暗示西塞 罗经常用到古希腊单词或短语也是为了同样的效果。①波焦的书 信集在15世纪名声相当糟糕，部分是因为他与洛伦佐 · 瓦拉的争 论 ，但主要是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制作了许多书信集的权威副 本用以再复制与流传。在波焦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儿子小 心地把持着这些手稿，这表明这些手稿的内容一直都被视作书信 写作技艺的模范。* 实际上，波焦的编辑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1498— 1500年间一个叫贝内代托 ·里佐尼的人曾试图借出手稿而未成 功。在努力说服波焦儿子的过程中，里佐尼曾两次让里恰尔多 · 贝基代表自己出面，②而马基雅维利曾在1498年3月9日给这个 贝基写过一封信，信中生动描述了萨沃纳罗拉在受审判和被处决 之前几个月的布道，以及他自己被任命为第二国务秘书的事。从 贝基以及或许别人那里我们将会发现，马基雅维利较早便有机会 了解到有关书信写作的实践与设想，以及15世纪的书信集。的 确，在1498年给贝基的信中，马基雅维利决定缩短他对那位教士 ① 参 见 哈 思(Helene Harth)给前注所引版本写的“导言”,pp.civ and 3 *[译注]波焦 · 布拉乔利尼是一名著名的抄写手，曾为科卢乔 · 萨卢塔蒂抄写手 稿。他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古代作家手稿搜集人，众多古代作家的手稿经他之手 重见天日，他在抄写之后也卖掉他抄写的副本赚钱。另外，他还伪造过手稿并且 抄写过程中多有错讹。因此，这里作者似乎是说他和他的追随者在对照他们发现 的手稿做出“权威副本”后便将这些手稿秘不示人，只有他们的抄本在流传。 ②Ibid.,pp.cx-cxi.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49 某次布道的描述，他说：“因为一封信的简洁容不下较长的叙 述”①,这暗示了他意识到甚或是有所研习书信写作的传统风格。 书信与文学 15世纪书信体作品最具创新性的是埃内亚 · 西尔维奥 · 皮 科洛米尼( 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的书信体故 事( novella) [34]《两个恋人的故事》(Historia de duobus amantibus)。部分是 受到奥维德《女杰书简》( Heroides) 的影响，也或许是受到爱洛漪 丝和阿贝拉之间的书信以及《劫余录》(Historia Calamitatum)的 影响，埃内亚的故事重新将书信体作为叙事工具引入文学创作。② 在1444年创作这部作品时，埃内亚正在腓特烈三世的帝国秘书厅 (imperial chancery)里当差(两年前他决定担任圣职并在通往教宗 宝座的道路上平步青云),③故事采用书信的形式寄给他以前在锡 耶纳大学的老师法理学家马里亚诺 · 索齐尼( Mariano Sozzini), 起初也是埃内亚《书信集》(Epistolarum liber)④的一部分。从信 上看，索齐尼曾经请埃内亚写信给他来谈论爱情。虽然埃内亚认 ①Opere, p.1011 a-b; Lettere,pp.68-69. ②有关《两个恋人的故事》运用书信体的极佳讨论，参见Marie-Francoise Piejus,“Let- tres et projet culturel:la Historia de duobus amantibus d'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 in La correspondance,vol.2,Aix-en-Provence:Centre Aixois de Recherches Itali- ennes,1985,pp.143-164。 ③加林给出了 一份皮科洛米尼职业生涯的概览，参见 Eugenio Garin,“ Ritratto di Enea Silvio Piccolomini,"in Garin's Ritratti di umanisti,Florence:Sansoni,1967, pp.9-39;also in English in Garin,Portraits from the Quattrocento,pp.30-54。 ④拉丁文本和多利奥翻译的《两个恋人的故事》意大利文译本见Novelle del Quattro- cento,ed.Giuseppe G.Ferrero and M.L.Doglio,Turin:UTET,1975,pp.829- 957。另一个版本及多利奥的译本见Novelle italiane:I Quattrocento,ed .Gioachi- no Chiarini,Milan:Garzant i,1982, pp.129-237 。 皮科洛米尼的《书信集》,参见 R. Wolkan, Der Briefwechsel des 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 两个恋人的故事》见 vol.I,Vienna:A.Holder,1909,epistula 152,pp.353-393。 50 权力与欲望-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为在40岁的年纪写这种话题不太合适，50岁的索齐尼阅读此类 话题更不合适，不过他受到友谊的牵绊感到应当满足朋友的要求。 但是他说，在可以叙述真实事件(dum licet vera referre)的情况下， 他不会如索齐尼希望的那样创作一个故事( Non tamen ...fictor ero )。实际上，在谈到爱情的时候，“哪个城市、哪个小镇、哪个家 庭会缺少例子呢?谁在30岁的年纪不曾因爱情而犯下愚蠢的错 误呢?”埃内亚说自己就是这样，但为了不冒让过去的事情死灰复 燃的风险，他更愿意讲两个恋人的故事，就来自于他自己的时代和 自己的城市锡耶纳，而不是那些久远模糊的特洛伊或者巴比伦的 事例( exempla )。① 埃内亚希望年轻人应当从他的故事中学会远 离爱情的悲伤而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这我们倒不必太过当真。 埃内亚在这里很清楚地援引并且戏谑地戳穿了书信和故事两 种文体中的某些重要路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书信写作的传 统常常利用真实与虚构的区分，并声称自己处于真实，即便[35] 作者在编纂书信集时重写和新写书信，从而蓄意而灵巧地混淆真 实与虚构的界限。故事则更擅长这种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蓄意模 糊，从而获得更多和更复杂的可能性。某些故事无疑是围绕真实 事件构建故事的，在讲述的时候则自由地将其转变为某种完全不 同的东西。通常我们不可能分辨出故事到底更多借鉴了文学先例 还是(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全然新创的，在此类写作中，提出或回 答这样的问题本就不是必要的或有用的。这种真实与虚构的区分 作为一种传统做法使得埃内亚能够符合传统对作品功用的“要 求”,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贺拉斯的名言：诗人“要么为了有益要 么为了有趣，要么既有趣又对生活有益”。但是贺拉斯说，即便 “用来取乐的虚构也应当贴近现实”。②于是，埃内亚将他的故事 ① Novelle italiane, ed.Chiarini,p.134. ②Glending Olson,Literature as Recre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p.20-22.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51 设定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锡耶纳，时间是1432年西吉斯蒙德皇 帝到访之时。 但是，在埃内亚声称有相当多真实故事可说从而无需新创的 同时，他的文本中有很多痕迹表明这部作品与文学范本和先例之 间有着极深的渊源。现代某些带有丰富注释的版本能够揭示这种 渊源，现代读者可以注意到作者对各种拉丁文学作品密集繁复的 引用(通常在文本中从不公开说明)或者暗指。《两个恋人的故 事》的某些段落简直就是从那些后来被人文主义运动树立为经典 的古代文学作品抽取出来的碎片的大杂烩。且不说这部作品有许 多地方参照了一部或多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和片段，它还暗 指某些故事或者神话却未借用特定的用语，我从最新版的《两个 恋人的故事》中就找出了80条来自8位作者的22种不同作品的 引文，或者用编辑者的话说就是“词典和习语式的选用”①——这 一切发生在短短50页之内。埃内亚 · 西尔维奥最喜欢的几位分 别是：泰伦提乌斯(从4部戏剧中引了24句话，大部分来自《自我 惩罚者》[ Heautontimorumenos]和《宦官》[ Eunuchus],3 条来自 《安德罗斯女子》[Andria] ,1 条来自《两兄弟》[Adelphoe]) 、奥维 德(基本上是从《爱情三论》[ Amores]、《爱的艺术》[ Ars amato- ria]、《女杰书简》和《变形记》[ Metamorphoses] 中均匀地选取了 16条)、维吉尔(从3部作品中引了16条，《农事诗》[ Georgics] 和 《牧歌集》[ Bucolics]各2条，《埃涅阿斯纪》[ Aeneid] 中则不下12 条——引用量最大的[36]单部作品，作为一个叫自己埃涅阿斯 [埃内亚]、其后作为教宗又选名庇护的作者，这毫不奇怪)、尤维 纳利斯(10条全部来自《讽刺集》[Satires]), 以及普劳图斯(从6 部戏剧中引了9条，其中4条来自《卡西娜》[ Casina]) 。 最后几 条引文则来自塞涅卡(2条来自《菲德拉》[Phaedra],1 条来自《道 ① Novelle italiane,ed.Chiarini,p.xxi 52 权力与欲望——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德书简》)、马提亚尔(从《隽语》[ Epigrammata]中引了1条)以及 罗马晚期文法学者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传》(Life of Virgil) 。 当 然，在《两个恋人的故事》呈现给15世纪和16世纪的读者时，并 没有此类信息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脚注或者评注中。在一个(至少 在谋划上)标榜一定要“讲述真实”( vera referre)的文本中，这些 文本的魅力和趣味自然是蕴含在它们对读者捋顺古代诗歌和戏剧 脉络的学养和能力的挑战之中——读者首先要成为这些文体的优 秀创作者( fictor)。 这样一个密实的征引脉络提醒读者，该文本存在着多重作者 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很难说是谁在讲怎样的故事。诉诸受崇敬 的古人的权威性过去常常(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仍旧)被认为是在 表现正统性，但在埃内亚的《两个恋人的故事》里却基本上搞乱了 故事，也自然让它宣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书信体本身的易变性 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它开始作为一封书信( epistula),因而结尾 处是标准的“问候语”(还带有1444年7月3日的日期),很快就 变成了一种故事( historia,“一个指引年轻人的故事”),甚至是那 种需要受众去听而不是去读的“故事”(“一个需要全神贯注的听 众的故事”——他敦促索齐尼：请仔细倾听你让我写的那个故 事)。 但是，起初引领这一故事( historia/novella) 展开的是一个叙 述性的视角，它了解整个故事的轮廓与结局，忠实地、直截了当地 呈现人物之间的来言去语。在文本的大约五分之一处，文本又变 为对两位恋人之间往来书信的照录，那些书信承接了故事的发展 而不再有叙述者的介入。埃内亚又一次强调了这一传统：书信作 为谈话的替代品(某种程度上仅次于谈话)会给我们呈现出真实、 直接、可靠的词句、思想和感受。但是，正如作者写给马里亚诺 · 索齐尼的信那样，起初表现为对真实事件的记录，很快又在一个文 体与文本的网络中展现出诸多深意。因此同样地，两个恋人之间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53 的书信所展现的，不仅仅有它们自身与古代文本的渊源，还展现出 一整套程式化、标准化的姿态、表现、怀疑、需求，以及某些拒绝与 接受、希望与绝望、狂欢与痛苦、信任与猜忌的时刻，一旦所有这些 东西的节奏与模式明晰起来，也就有章可循了。我们可以说，两个 恋人之间的书信有它们自己文学上的历史与结构，这些东西的份 量和力量削弱了对[37]真实性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传统上理应会 促使人们使用书信体而非叙述。埃内亚对本身即是《两个恋人的 故事》的书信以及《两个恋人的故事》中的那些书信的微妙处理， 表明写信过程中的意图和期望(特别是想要在书信写作中展现出 像是谈话一般的真实性的时候),同这些文本中实际产生的某些 效果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差别，也同样受制于用语和文学传 统两者的历史、结构和惯例。 《两个恋人的故事》中角色的名字明确地表现出传统的存在。 两位恋人中的卢克雷蒂娅(Lucretia) 是一位锡耶纳人的妻子，她不 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到访的外邦人。这一名字反讽地唤起人们想 到古罗马的那位卢克雷蒂娅的悲剧性美德，她在被塞克斯图斯 · 塔克文强暴后自杀，激发了罗马人民推翻王制建立共和国(从《曼 陀罗》和《李维史论》中我们知道这也是马基雅维利极感兴趣的故 事)。她那无爱又多疑的丈夫是墨涅拉俄斯 ·卡米洛姆( Menelaus Camillorum [de'Camilli]), 这个名字自然是来自海伦的丈夫，传 说中遭遇背叛的丈夫们的原型。(有趣的是，在《曼陀罗》中，尼洽 老爷[ Messer Nicia Calfucci]的一个亲戚在巴黎告诉卡利马科 [Callimaco], 尼洽老爷妻子卢克蕾佳[ Lucrezia] 美若天仙，从而激 起卡利马科欲望，这个亲戚就叫卡米洛[ Cammillo] 。 同样的名 字，特别是在《两个恋人的故事》和《曼陀罗》中，开始分别是善良 的卢克雷蒂娅和卢克蕾佳，都被说服去追求婚外情，这一事实说 明，马基雅维利极有可能了解埃内亚 ·西尔维奥的故事。)卢克雷 蒂娅的婚外情对象是一名侍奉西吉斯蒙德皇帝的骑士，一个叫欧 律阿洛斯( Eurialus) 的德意志人(母亲是托斯卡纳人),该名字取 自《埃涅阿斯纪》第九卷那位忠诚、勇敢和天真但命运不佳的特洛 伊武士。在埃内亚 ·西尔维奥的《书信集》中，在写给马里亚诺 · 索齐尼的信或说《两个恋人的故事》后面，有一封写给德意志朋友 卡什帕 ·施利克的信。施利克1432年曾陪同皇帝出访锡耶纳，埃 内亚在信中揭示了欧律阿洛斯这个人物的原型正是施利克本人。 并且，正如埃内亚揶揄地提醒他的，施利克在锡耶纳逗留期间长期 致力于谈情说爱。① 如果说名字取自那些书和诗歌，那么同样，当这些人物在写信 的时候也是那些书的产物。故事的早期“展开”靠的是欧律阿洛 斯与卢克雷蒂娅之间的书信往来，欧律阿洛斯开始了这段通信，并 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攻破了卢克雷蒂娅起初的拒绝(尽管她已经 有了充沛的情感),使她接受了他的爱。就在他写第一封信之前， [38]欧律阿洛斯试图以“这是一种自然激情”的观念克服他自己 的疑惑，并且立刻想到了一些支持这一观念的依据，出自奥维德 《女杰书简》第十五卷中萨福写给法翁的信。②他的第一封信包含 两段来自泰伦提乌斯《宦官》的文字。③卢克雷蒂娅坚称她不是那 种会出卖自己的女人，并将继续忠于她唯一合法的爱人，④尖锐地 拒绝了他。在这之后，欧律阿洛斯又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激情辩 护，并激励她的激情，这一次引用了奥维德《爱的艺术》中的一句 话。卢克雷蒂娅仍旧不同意见他(并讥讽说他只有把自己变成一 只燕子才可能有机会与她独处),但是现在她至少能接受他的礼 物了⑤ ①多利奥发表了这封信的意大利文译本，见Novelle del Quattrocento,pp.960-965。 ②N ovelle italiane, ed.Chiarini,pp.156-157. ③Ibid.,pp.158-159. ④Ibid.,pp.160-161. ⑤Ibid.,pp.162-163.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55 欧律阿洛斯的第三封信导致了一种不一样的回应。卢克雷蒂 娅说，她害怕如果放任自己爱上欧律阿洛斯，她会爱得毫无节制， 同时害怕他必然会离开锡耶纳，她将被抛弃并在难过中疯掉。为 了说明自己的恐惧，她举美狄亚、阿里亚德妮、迪多、菲莉丝和萨福 做例子(所有这些人的故事都是奥维德书信体著作《女杰书简》讲 述的),她们都被她们的爱人抛弃了。①欧律阿洛斯“被最新的信 点燃了”,像是处在一场辩论中一样，拿出丰沛的文学素养和反例 给予回应。他告诉卢克雷蒂娅，当自己读到她对所有那些被遗弃 女人们的事例做出的“优美和高贵的说明”时，他的激情只会随着 阅读而增加。“有谁会因为意识到他的挚爱比他认为的更睿智、 更审慎而不再爱呢?如果你想让我爱你更少，你就不该这样展现 你的学识(doctrinam tuam ostendere)。”至于卢克雷蒂娅忧虑的实 质，欧律阿洛斯回应称，许多人认为女人同样也会抛弃自己的爱 人，不光男人如此。他立刻引用了特洛伊罗斯被克瑞西达欺骗 (估计埃内亚是从薄伽丘的《菲洛斯特拉托》[ Filostrato] 中知道这 个故事的)、海伦背叛得伊福玻斯(出自《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以 及一个略微不太一样的喀耳刻的例子，她“用她的符咒将自己的 恋人们变成了猪及其他种类的动物”(埃内亚 · 西尔维奥对奥维 德在《变形记》第十四章中的叙述的解读——这个故事同样令马 基雅维利着迷，他在《金驴记》中也重述过)。但是他自己注意到， 这样交换事例只能让他仇恨一切女人而让卢克雷蒂娅仇视一切男 人。于是他要求她多想一些积极的例子，像是安东尼与克莱奥帕 特拉(!),或者“如果你曾读过奥维德”,就会知道亚该亚人的故 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对外邦女子的爱而在特洛伊毁灭后都没 有回到家乡。像亚该亚人一样，欧律阿洛斯许诺将永远留在锡耶 纳，或者若他必须离开也一定回来。[39]他的再次求爱援引了泰 伦提乌斯《安德罗斯女子》中的一句话。① 这是一封决定性的书信。现在，虽然不无疑虑与恐惧，卢克雷 蒂娅还是让步了，她哀叹道是这些书信让她改变了主意：“我真是 个可怜的人儿啊，收到了你的信。”②那封最终让卢克雷蒂娅的拒 绝(与审慎)瓦解的信是一封文学修养最为深厚的信，也是一封几 乎变成类似于学者间论战的信。欧律阿洛斯“被点燃了”,而且也 受到了卢克雷蒂娅诉诸文学传统的挑战，于是他的爱情似乎更多 成了一种与她的学养对抗、反驳其事例并陷入与之比拼之中。激 励他许下永不离开锡耶纳、永不抛弃卢克雷蒂娅的承诺的，似乎更 多地是他在使用亚该亚人的文学事例时模拟出的情感，而非他何 以能够真的不为皇帝服务的实际可能性。简而言之，书信往来让 欧律阿洛斯和卢克雷蒂娅激起了强烈的欲望，只能走向悲剧的结 局，也创造了维持其欲望的幻想；尤其是欧律阿洛斯，运用文学典 范的全部修辞力量使得这些情节栩栩如生。③ 埃内亚的《两个恋人的故事》绝佳地展现了书信体在文学上 的潜质和复杂性。他将书信写作的技艺与故事写作的技艺结合起 来，与丰厚的爱情文学传统结合起来，与奥维德《女杰书简》的伟 大典范结合起来——我们将会在马基雅维利的书信中再次找到这 种结合(或许他更重视《变形记》而非《女杰书简》)。这里对埃内 亚这本小书的关注的必要性，并不需要以表明马基雅维利对它 ① Novelle italiane, ed.Chiarini,pp.168-173. ②Ibid.,pp.172-173. ③皮尤斯在她对他们往来书信的敏锐分析中，强调了在多大程度上欧律阿洛斯和卢 克雷蒂娅是在按照现成的修辞套路行事。她将他们的书信往来称为“书信对抗” (duel à coup de missives),她认为每个人都在“欺骗对方当中掩饰自己的欲望与情 感”。在埃内亚的故事中，“书信更多在掩饰而非揭示”,由于他们之间发展成了 “一段爱情俗套的展开、标准化的爱情技艺的分阶段进行，或更准确地说是在不断 地论述爱情”,皮尤斯将两个恋人之间的往来书信称为“虚假的对话”。但她总结 道：“不管[这些信]多么套路化，甚至就因为它们是俗套的，它们构成了使得爱情 得以运转和生发的机制”,Piejus,"Lettres et projet culturel,"pp.151-153。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57 有直接的了解与使用来证明。这部《两个恋人的故事》以及埃内 亚《书信集》中的其他部分，在15世纪和16世纪相当流行。它 在1460年代和1470年代(在科隆、罗马和威尼斯)开始出现印 刷版，到1500年至少有30个印刷版本，而到下个世纪则又出现 40种。欧律阿洛斯和卢克雷蒂娅的书信流行到有时会被抽取出 来单独出版，有的版本[40]会冠以《两个恋人的书信》(Epistole di due amanti)的标题。①马基雅维利最初的知识背景便是15世 纪文学，他同埃内亚 ·西尔维奥一样痴迷泰伦提乌斯和奥维德，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也曾尝试将书信体与爱情文学传统相 结合，很难设想这样一个人会对这样一份如此流行的文本毫不 知晓。 另外，有证据表明，这部作品在15世纪后半期不仅流行于佛 罗伦萨，更流行于秘书厅。《两个恋人的故事》两次被翻译为托斯 卡纳语，一次或许也是第一次由阿拉曼诺 · 多纳蒂译出，献给了洛 伦佐 ·德 ·美第奇，第二次则由人文主义者、诗人、秘书厅官员亚 历山德罗 ·布拉奇译出。布拉奇对皮科洛米尼文本的兴趣始于 1470年代并翻译了第一稿，显然在随后的数年内他一直在修订、 润色并反复多次发表。②布拉奇在秘书厅的生涯是出色的，政治 ① 皮尤斯讨论了出版史，见ibid., pp.158-160; 以 及Doglio, in Novelle del Quattro- cento, pp. 845-846。《两个恋人的故事》在德意志的值得注意的命运见Aeneas Sil- vius Piccolomini,Pius I and Niklas von Wyle, The Tale of Two Lovers,Eurialus and Lucretia, ed.Eric John Morrall,Amsterdam:Rodopi, 1988。莫罗尔出版了一个拉 丁文本略有不同的版本并附有怀尔( Niklas von Wyle)的德文译本，他还针对该故 事的古典和中世纪前例这一背景，给出了一个生动的解读( pp.15-28)。 ②See A.Perosa,"Braccesi,Alessandro,"in the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13:605-607.布拉奇的译本或许是最易被19世纪的版本参考的(题为Storia di due amanti composta dalla felice memoria di papa Pio secondo tradutta in vulgare per mes- ser Alessandro Braccio)in the volume Storia di due amanti di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 col testo latino e la traduzione libera di Alessandro Braccio, Capolago:Tipografia Elvetica,1832,pp.135-245。 上多姿多彩，他从巴尔托洛梅奥 · 斯卡拉的助手起步并一路高升 历任多个职位。在1497年他被派往罗马做“密使”( mandatario segreto), 协助佛罗伦萨大使里恰尔多 · 贝基就萨沃纳罗拉的命运 进行细致谨慎的谈判。此时，布拉奇尚是萨沃纳罗拉的坚定支持 者，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将他的《两个恋人的故事》译本献给了 洛伦佐 ·迪 ·皮耶尔弗朗切斯科 ·德 ·美第奇，此人是其执政的堂 亲们的政治反对者，与布拉奇一样是一个热诚的萨沃纳罗拉派。① 1498年年初的一场秘书厅总体性改革，使得布拉奇被选为第 二秘书厅秘书长任期2年，虽然他仍在罗马全力代表萨沃纳罗拉 的利益。当年春天，萨沃纳罗拉在政治上突然失势并被处决，这导 致布拉奇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包括第二秘书厅秘书长，[41]而就 在一个月后马基雅维利接任了这一职务。直到1502年年末，当皮 耶罗 ·索德里尼当选终身正义旗手，布拉奇才再次也是最后一次 被委任外交任务，这次是协助新的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焦万 ·维 托里奥 ·索德里尼。②即使不考虑布拉奇是马基雅维利在第二秘 ①关于洛伦佐 · 迪 · 皮耶尔弗朗切斯科、起源于他父亲的政治生涯的这种对立关系， 以及与(美第奇)家族中在政治上占据支配地位的那一支([译注]指“国父”科西莫 及其子孙，皮耶尔弗朗切斯科的父亲洛伦佐是科西莫的弟弟)的关系，参见 Alison Brown,"Pierfrancesco De'Medici,1430-1476:A Radical Alternative to Elder Medice- an Supremac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42,1979:81-103。 ②关于布拉奇，参见Perosa,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13:602-608; Robert Black,"Machiavelli,Servant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in Machiavelli and Repub- licanism,ed.Gisela Bock,Quentin Skinner,and Maurizio Viroli,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75-76,79-80,84-87;and Alison Brown,Bar- tolomeo Scala,pp. 121,124,130,204。 关于布拉奇早期与众多人文主义者之间 的通信，参见P.O.Kristeller,“An Unknown Correspondence of Alessandro Braccesi with Niccolò Michelozzi,Naldo Naldi,Bartolommeo Scala,and Other Humanists, 1470-1472 in Ms.Bodl.Auct.F.2.17,"in P.O.Kristeller, Studies in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Letters,vol.2,Rome: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1985,pp.341- 383,first published in Classical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Berthold Louis Ullman,ed. Ch.Henderson,Rome: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4,2:311-364。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59 书厅的直接前任(因为在那个被管控的政治环境和交接工作的那 点时间里，可能不会有多少机会进行友情联络和就文学交换看 法),此二人的职业生涯与个人兴趣也在很多地方极为类似，包括 他们都与斯卡拉和里恰尔多 · 贝基有联系，以及最要紧的是与索 德里尼家族有关系。 布拉奇作为15世纪晚期重要的一群人文主义秘书厅官员之 一，使秘书厅成为文学活动与趣味的中心。①正如他在“序言” (proemio) 和献辞中所承认的，他并不想“做一个忠实的译者”。 《两个恋人的故事》的某些部分被他去掉，代之以“相反的情节” (contraria materia)从而令故事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而这一定是 埃内亚 ·西尔维奥所反对的。②在埃内亚的故事中，欧律阿洛斯 没能信守自己的诺言，决定继续侍奉皇帝从而离开了锡耶纳，卢克 雷蒂娅因此相思成疾并在悲伤中死去。布拉奇以非常不同的方式 大幅改编了埃内亚的文本，包括将一些他自创的十四行诗和其他 诗作安到两个恋人头上，作为他们书信[42]对话的一部分。很明 显，布拉奇对这个文本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以书信体写作，包 括了十四行诗和故事在内的其他更加成熟的文学体裁，因为在他 的“改编”( rifacimento) 中，他扩充和修饰正是这些方面。埃内 亚 ·西尔维奥 ·皮科洛米尼本身的名声足以让马基雅维利和他的 同代人注意到《两个恋人的故事》,而布拉奇则提供了一种可靠的 联系。没有这种联系的话，我们只能猜测或许马基雅维利了解一 些15世纪的文本，从而使他对与书信写作、书信体以及在“真实” ①根据布莱克的研究("Machiavelli, Servant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p.76): “ 布 拉奇的古典修养体现在他的拉丁文书信中，为此他在20岁就得到米凯洛齐( Mich- elozzi) 的赞扬，米凯洛齐称他‘深谙书信写作之道’并且‘风格多样’”。 ②Storia di due amanti,p. 138:“我的确不是一个忠实的译者，但我竭尽所能地去掉 了许多在我看来难以提供欢乐的部分，并替代以非常不同的材料，从而让整个故事 的走向充满了欢快和幸福的内容”。 与“虚构”的书信往来中复杂的对话元素产生兴趣，并对其批判和 理论本质提出众多质疑。 指南与理论 在15世纪中期和后期的几十年里，书信写作在人文主义教育 中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出现了一些写作指南和论著,既提供实践指 导，也试图为实践提供某种理论，或者至少给出一套假设与原则。 我们将会看到，虽然书信写作技艺( ars epistolica)乍看起来似乎是 直白的和自明的，但对理论的求索表明其中充满矛盾与悖论。当 伊拉斯谟撰写他有关这一主题的主要论著《论书信写作》( Opus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1500 年已经基本写成，发表于1522年) 时，15世纪中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在界定书信体并对其运用设立 规则时的从容自信已经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甚至是困惑中消散殆 尽，在我看来这些在伊拉斯谟本人身上也很明显。 如同相对谦逊的论著一样，有关书信写作的指南在开头会提 供一些定义、简述书信的主要类型或者类别，或是给出可供模仿的 范例或是就运用、措辞和风格给出建议。洛伦佐 ·瓦拉的《起草 书信手册》(De conficiendis epistolis libellus)便是最早的此类指南 之一(尽管不是最早印刷出来的)。①他通过引用在《修辞学》 (Rhetorica ad Herennium,后来被认为是西塞罗的作品)中对宏 大、中度与简单三种风格的区分和宣称简单最适宜书信来切入主 题。在界定何为书信之后，瓦拉论述了传统上的书信五部分论 ①瓦拉的《手册》没有出现在克拉夫的“1501年前刊印指南”的列表(“The Cult of Antiquity,”pp.58-61) 中。它是1503年在威尼斯印刷的，收入《近期发表的小册 子 》( Opuscula quaedam nuper in lucem edita),这仍旧是瓦拉参考的版本，见 Laurentius Valla,Opera omnia,vol.2,Turin:Bottega d'Erasmo,1962,pp.97-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61 (寒暄[ salutatio]、开篇[exordium] 、[43] 叙说[ narratio]、吁请[ pe- titio] 和结语[ conclusio]), 分别界定之并对各部分的恰当建构提 出建议。阿戈斯蒂诺 ·达蒂的《文雅》(Elegantiolae,1470 年左右 首次印刷)则是另一类书，实际上比瓦拉的书更为流行。①尽管达 蒂在扉页上说这是一本“起草书信与演说的入门指南”(Isagogicus libellus pro conficiendis epistolis et orationibus),但这本书实际上是 一本有关遣词造句的写作指南，其中的建议适合一切形式的拉丁 文写作，并不特定与书信相关而无涉其他体裁。在16世纪，达蒂 的论著曾一度与洛伦佐 ·瓦拉的《手册》同在一卷书中出版，这说 明有人认为它们是互补的，在某种程度上瓦拉提供了理论而达蒂 则就表达、措辞和风格进行实用讲授。② 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 · 涅格里颇具影响力的著作 《写信之道》( Modus epistolandi)更多将书信体视作一种文学体 裁，并且认为模仿古典典范是学习书信写作技艺的主要方式。③ 1488年的初版称《写信之道》为一部“论述给朋友写信及写信技艺 的书”,其切入主题的方式是界定了20种不同的书信种类或者说 属( genera )。涅格里界定、解释了每一种属并将其细分为两个乃 至更多的种(species), 针对每一个种，他都给出了如何撰写有用的 和恰当的书信的指导和此种书信的一个范例( exemplum) 。 大 多 数范例取自西塞罗的《致友人书》,涅格里也会用到一些当代人的 ①到1500年至少有56种印刷版本，Clough,“The Cult of Antiquity,”pp.47,58-59。 ② 第 一 卷 叫 做Augustini Dati scribae senensis elegantiole in pristinum statum redacte, Venice,1538, 达蒂的著作在 ff.3-32v, 瓦拉的著作(“Sequitur libellus Laurentii Vallensis Patricii Romani de componendis epistolis”) 在 ff.52-63。 ③有关涅格里的生平及参考文献，见Margaret L.King, Venetian Humanism in an Age of Patrician Dominanc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 413-415。根据克拉夫的列表，在《写信之道》首次出版的1488年到1500年之间 至少有26个版本，“The Cult of Antiquity,” pp.60-61。 62 权力与欲望 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书信(例如在如何给君王写信一节)。①涅格里的书在16世纪中 期仍在出版(虽然伊拉斯谟颇看不上它),至少在1533年印行的 那一版，它收入一篇被认为是古希腊晚期修辞学家里巴尼乌斯所 写的论书信写作论著的拉丁文译文，里巴尼乌斯区分了40多种书 信类型。② 达蒂和涅格里的著作都是这些书信写作指南中的佼佼者，至 少在意大利是如此，而在北部欧洲印刷量最大的指南则是查尔 斯 · 门尼肯的《书信方要》(Epistolares formulae),根据[44]克拉 夫的研究，此书“包括337封各类场合的书信范例”。③还有一些 书：加斯帕里诺 · 巴尔齐扎的《适于研习的信》(Epistulae ad exer- citationem accommodatae);④尼科洛 · 佩罗蒂在他的拉丁文语法 书中收入的《论写信》(De componendis epistolis);⑤乔瓦尼 ·苏尔 皮齐奥的《论书写与修饰信件》( De componendis et ornandis epis- tolis); 乔瓦尼 · 马里奥 · 菲莱尔福的《写信新论》( Novum episto- larium), 此书区分了不少于80种不同的书信类型并为每一类型 创作了三种不同风格(“友好”[ familiaris]、“ 亲近 ”[ familiaris- ①O pusculum scribendi epistolas Francischi Nigri, Venice,1488. ②F ranciscus Niger, De modo epistolandi, Venice,1553. 里巴尼乌斯的论著是这样被 引入的：“蓬蒂科 ·韦鲁尼奥翻译了智者里巴尼乌斯的论书信类型。” ③“ The Cult of Antiquity,”p.47,1476—1500 年间的27个印刷版本列表见pp.59- 60。 ④关于这点，见Charles Fantazzi,“The Epistulae ad Exercitationem Accommodatae of Gasparino Barzizza,"in Acta Conventus Neo-Latini Torontonensis: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Neo-Latin Studies, ed.Alexander Dalzell,Charles Fantazzi,and Richard J.Schoeck,Bnghamton,N.Y.: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1991,pp.139-146. ⑤Clough,“The Cult of Antiquity,"p.48.On Perotti,see John Monfasani,"The First Call for Press Censorship:Niccolò Perotti,Giovanni Andrea Bussi,Antonio Moreto, and the Editing of Pliny's Natural History,"Renaissance Quarterly 41,1988:1-31.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63 sima]、“ 严肃”[gravis]) 的虚构书信范例，总计240封示范书信。① 在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克里斯托法罗 ·兰迪诺著有一部《书信 种类》(Formulario di epistole),于1485年在博洛尼亚印刷，或许 是第一部以托斯卡纳方言撰写的此类指南。②波利齐亚诺也开始 了对斯塔提乌斯的《希尔瓦》的评注，反思书信写作的本质和目的 (我们将会看到，他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一位1世纪希腊修辞学 家论风格的一部论著)。③ 有一部有趣的小书也叫《写信之道》,起初被认为是波焦所 著,[45]1470年代和1480年代在罗马被当作波焦的作品印刷过 两次。这部书似乎是在模仿人文主义者给出分类、规则和范例的 习惯，将不断发展的书信写作理论嘲讽了一番。④它宣称书信的 类型有四种：ginnasticum 、docmasticum、stomaicum 和 sinthematic- um ,这4个术语不见于里巴尼乌斯、涅格里、菲莱尔福等人的阐述 ①菲莱尔福的《写信新论》在他去世后分别于1484年、1486年和1487年三次印刷。 1486年版的“序言”(praefatio) 声称这80种书信类型是在包括里巴尼乌斯在内的 古代典籍中发现的，涵盖了每一种已知的书信体变式。但是在菲莱尔福论述书信 体本身之前，他插人了60来页“修辞技艺的一些规律”,他说：“我并没有阅读亚里 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全部著作，而只是那些在我看来对你们必要的著作。”后面才是 著作的主体，以及那相当可观的大量书信范例(虽然在1486年版中，第77类书信 商业信函[epistula mercatoria]显然是因为疏忽漏掉了),Giovanni Mario Filelfo, Novum epistolarium, 1486;Hain 12970, no pagination。有关菲莱尔福方法的示例 及其对给客户的信(epistula clientalis)的建议的总结，见King,Venetian Human- ism,p .54。 有关菲莱尔福和涅格里对放逐慰问类信的贡献见 Randolph Starn, Contrary Commonwealth:The Theme of Exile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140。 ②Clough, "The Cult of Antiquity,"p.66 ,n.66. 卡尔迪尼简述了这部作品并出版了 它的序言，见 Roberto Cardini,Cristofaro Landino, Scritti critici e teorici,2 vols., Rome:Bulzoni,1974,1:177-182。 ③波利齐亚诺的评注由马蒂内利( Lucia Cesarini Martinelli) 编辑和出版，见Angelo Poliziano ,Commento inedito aile Selve di Stazio, Florence :Sansoni, 1978。他 对 书 信体的探究在pp.15-23。 ④尽管承认将它归到波焦名下有些疑问，但富比尼( Riccardo Fubini)还是将它收在 他那一版的波焦全集中( Opera omnia,Turin:Bottega d'Erasmo,1966,2:27-37)。 64 权力与欲望- 马 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 — 1515年通信研究 更加详尽的分类体系，甚至不见于任何一部词典或者我已经提及 的风格指南。根据这部书，所谓的ginnasticum 类型用于道歉和声 辩，其范例据说是人文主义者加斯帕雷 ·达 ·维罗纳写给某位赛 姆普罗尼乌斯(Sempronius, 多半是个假名)的信。docmasticum 类 型则被描述为严肃谈话中( in sermone serio) 表现“大方与坦诚” (liberalitas and ingenuitas),此类型的范例为西塞罗给库里奥 (Scribonius Curio)的信(《致友人书》第二卷第四封信),在这封信 里，西塞罗解释了书信的不同种类。stomaicum 类型主要用于娱 乐( iocunditas), 范本为奥维德《爱情三论》第一卷第五章，这甚至 都不是一封信。第四种sinthematicum 类型“用于处理严肃事件”, 用了一封据说是人文主义者加斯帕里诺 · 巴尔齐扎(这里用的名 字是Gasperinus pergamensis)的信为例。但是，接下来还有第五封 信，被称为“重复信”(epistula replicatoria),搞不清它与四种分类 是什么关系，而它不过是埃内亚 ·西尔维奥 ·皮科洛米尼的《两 个恋人的故事》中卢克雷蒂娅写给欧律阿洛斯的第三封信。 这要么是在用一种荒腔走板的方式为正在蓬勃发展的书信风 格类型指南添砖加瓦，要么更可能的是对这类现象的戏仿，它使用 滑稽的大概也是生造的拉丁化古希腊术语，嘲弄了15世纪晚期痴 迷于古希腊学问的风气。①它似乎也嘲笑了为实践提供模仿范例 的观念，因为它的范例中，奥维德(怎么会模仿奥维德?)的那篇根 本就不是一封信。收入埃内亚 ·西尔维奥《两个恋人的故事》中 ①子类(即“种”)就更有意思了：例如 docmasticum 类型中有“dilatoria、excusatoria、 purgatoria 以 及digestiva”,s tomaicum 类 型 中 有“figurativa、obscura、enigmatica sive similitudinaria 、propleumatica sive parabolica”,ibid., p. 32。不过这当中的某些术语 实际上是被别人用过的。例如，根据施特吕弗的研究，在马尔西利奥 · 费奇诺 (Marsilio Ficino)1495 年版“[书信集中]信的标题就包括 … … 祝贺( congratula- tio) 、澄 清( purgatio )、推 荐( commendatio) 、 讨 好( insinuatio) 、致 歉( excusatio), 等 等”。Struever ,Theory as Practice:Ethical Inquiry in the Renaissa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40,n.7.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65 的一封虚构的信，则是在点明书信介于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模糊地 位，这个故事进一步将其戏剧化了，并且更一般性地点明了这一观 点：书信与其他文学体裁共享着相同的修辞上的、文学上的和文本 上的传统。但是，这份怪异的文本的作者是在同时讽刺所有这些 观点吗?[46]大多数15世纪书信写作理论家都带有一个可以追 溯到西塞罗的假设：书信是朋友间直接交流的替代品，因而应当以 尽量贴近日常讲话和交流的风格写作。①在被时常引用的、写给 他的朋友斯克里博尼乌斯 ·库里奥的信中，西塞罗写道：“你很清 楚有很多种书信类型，不过，有一类是一定不会错的——书信被发 明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告知那些远在他方的人们一些事情， 他们应当知道这些对他们或者对我们自己重要的事情。”②在第一 封写给弟弟昆图斯的长信末尾，他明确将写信与对谈话的模仿联 系起来：“但是，每当我读你的信，就好像在听你讲话，而当我写给 你就像是在说给你听，正因为如此，我更乐于见到你每封信都更长 些，而我自己写给你的多少要冗长乏味一些。”③里巴尼乌斯的蓬 蒂科 ·韦鲁尼奥译本将书信界定为“不在场的一方写给另一方的 谈话”,带有某些实用的目的。④尽管里巴尼乌斯强调书信写作的 谈话性甚至是功利性维度，但他也指出，写信的人写起来“不应该 ①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定义书信的不同尝试，从而区别于书信写作技艺和受人文主义 者推崇的古典范本，见论文 Judith Rice Henderson,"Defining the Genre of the Let- ter:Juan Luis Vives'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n.s. 7,1983:89-105;and“Erasmus on the Art of LetterWriting,”in Renaissance Elo- quence: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naissance Rhetoric,ed.James J.Mur- 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331-355。 ②Cicero, The Letters to his Friends, tr.W.Glynn Williams,vol.I,New York:G.P. Putnam's Sons,1927,pp.100-101:“Epistularum genera multa esse non ignoras,sed unum illud certissimum,cuius causa inventa res ipsa est,ut certiores faceremus ab- sences,si quid esset,quod eos scire aut nostra aut ipsorum interesset.” ③ Letters to his Brother Quintus I.I.45,pp.436-437 ④见原书注释63,其中所引的1553年版的弗朗切斯科 · 涅格里《写信之道》也包含 一个里巴尼乌斯的译本。 66 权力与欲望——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简简单单……要非常用心且考究”。 瓦拉仍旧遵循西塞罗的《修辞学》,他这样定义他推荐给写信 人的所谓“简单风格”(attenuata figura):“就是要用最纯粹的常用 谈话中的措词，也就是说用普通的日常谈话中的措词。”有意思的 是(特别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想到马基雅维利),瓦拉认为有两种体 裁属于这种“日常谈话”(sermo quotidianus):喜剧与“写给朋友的 信”。如他所言，虽然他在这篇论著中并不想讨论诗歌，而是要提 供[47]文章写作的某些指导，但他还是推荐那些希望精进自己写 信技巧的人去阅读并仔细研究“喜剧”(comici), 并学会“在谈论 卑微的日常琐事时用到其中的方言”。这样，瓦拉的书信定义就 与西塞罗的定义“书信是写下来的与朋友的交谈，用于我们与不 在场的人的交流”相去不远。而且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如果一定 要用到某种更为华丽的语言的话，我们也应当再加入一个不太优 雅的词语，“由此那些华丽词语的光辉就会有所减少，就像我们拿 水稀释酒一样”。① 弗朗切斯科 · 涅格里本质上赞成源自西塞罗并在15世纪反 复出现的书信写作方式： 尽管很多人为书信的起源找到各种解释，但是我相信较 为接近事实的一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在记忆中流传下来的， 源自图皮里乌斯的古代故事，也就是说，发明书信的目的就 是要让不在场的朋友在场，通过用心地给他们写信，我们或 许能够暂时恢复因为时空间隔而阻断的友谊。因为友谊的 根基往往建立在日常的交往中，缺失了这一点，友谊就会损 失很多。 ①Valla, Opera omnia,2:97-98.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67 这样，涅格里便把书信定义为“平淡的谈话(oratio pedestris),它将 不在场的朋友带到我们面前，既是为了愉悦，也可用于公共或者私 人用途”。① 这是被普遍接受的人文主义的(可以说是传统上被信奉的， 但也是一种“推崇虚构的”)书信写作观念：一种朋友间谈话的书 面替代品，其目的在于在彼此分开时维持友谊。显然这一传统依 赖于许多假设，它们关乎谈话的本质以及它同写作的关系，也关乎 友谊。它暗含着，存在某种写作可以再现(或者模拟)并传送谈 话，也存在一种乐观的[48]看法，认为谈话(及其书面的替代品) 能够传达意图和实现我们的目的。它进一步假定，往来谈话(包 括口头交谈和书面通信)能够在一个相互性框架内实现这些相同 的功能，并在最终，友谊本身能够且应当起到一种容纳这些平等而 自由往来的场域的作用。我们将会看到，对于马基雅维利和韦托 里而言，当涉及他们有关政治论述本质的谈话的复杂性时，这些观 念全都成为有问题的了。 到15世纪末，有些人对这些关于书信体的既定惯例和假设提 出了质疑。一个重要的质疑来自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和学者波利 齐亚诺，前文提过此人，1480—1481年，在佛罗伦萨大学期间，他 第一次开始评注斯塔提乌斯的《希尔瓦》,并探讨书信的本质。一 开始，波利齐亚诺引用西塞罗的一段话，这段话称写信的目的是 要让不在场的朋友获知信息，并且书信类型主要有两种，幽默的 和严肃的。波利齐亚诺随后提出了一种书信的理论，这一理论 极大地受惠于(甚至有些地方基本上是翻译自)一篇论书信的古 希腊文著作《论风格》的部分段落，这部论著一度被认为出自德 米特里 · 法勒鲁姆之手(现在有人则说是公元1世纪的另一个 ①O pusculum scribendi epistolas Francischi Nigri, Venice,1488,ff.2v-3. 上面一段话 也见于 Poggio Bracciolini,Lettere, ed.H.Harth,I:cv,n.40。 68 权力与欲望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德米特里写的)。①依据德米特里的观点，波利齐亚诺称，并非所 有的主题都适宜用书信：“如果谁用书信体写细致琐碎的古希腊 人称为‘诡辩术’的逻辑学文章，或者争论自然史的一些问题，他 是在写信，可他并不是真的在写一封信。”一封信必须有某些趣味 性( festivitas), 它必须用简单的词语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件事情，它 应当多多用到方言箴言。还是追随德米特里的观点，波利齐亚诺 反对书信中出现“文绉绉的格言和劝勉”,认为这不适合书信而更 适于一场精心准备的演说。② 之后波利齐亚诺开始讨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书信应当被 视作书面的谈话，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件事上他被现代评论家们所 误解。他说：“书信应当包括我们很多情感和品性……像是谈话， 在古希腊语中叫‘对话体’(dialogue) 。 如果一个人在写信，基本 上就是在写出他的灵魂的样貌，尽管作者的情感和品性会在所有 种类的写作中都得到展现，不过最清晰的当属[49]书信了。”③但 是，波利齐亚诺也赞成德米特里，书信应当兼具平实与雅致两种风 格。他随即引用西塞罗表示书信需要采用日常( quottidiana) 用 语，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应当像古希腊谚语说的那样“有一说一 ” (call a fig a fig)。如昆体良所言：“写信的风格不应当是细致严密 的，而应当松散(soluta) 一些……类似于谈话(sermoni proxima), 除非它要处理的题目超过了它的性质，比如哲学、政治或者其他类 似的东西。” 波利齐亚诺知晓整个自西塞罗起便强调书信写作应当运用自 ① 罗 伯 茨(W.Rhys Roberts)编辑和翻译的德米特里文本见勒布文库版( Aristotle, The Poetics,“Longinus,”On the Sublime, Demetrius,On Style,London and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27,pp.257-487)。 ②Poliziano, Commento inedito aile selve di Stazio,pp.15-16;Demetrius,On Style 4. 230-233,pp.442-445. ③Poliziano, Commento inedito, pp.16-17:Cf.Demetrius,On Style 4.227,pp.440- 441.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69 然、普通、日常和谈话用语的传统，他写这些的目的是要指出这种 观点的不足。尽管昆体良似乎也认为“谈话”和“书信”在本质上 类似，但波利齐亚诺强调的是《演讲术》( Institutio oratoria)中后面 的一长段话，其中昆体良提醒说，即便是自由或松散风格，“也自 有其节奏韵律，甚至难度更高一些”。尽管相比于其他风格，自由 风格中的这些节奏韵律不太明显也不太固定，但并不比其他风格 少。这种松散风格明显的简约性，实际上“遮蔽”了这些结构性的 元素和“甚至更秘密地强化了这些元素”。①在插入一段(德米特 里的)评论说书信不应当篇幅过长以致变成一本假冒书信的著作 之后，波利齐亚诺谈到了他反对将书信写作等同谈话用语这一传 统的核心部分。尽管写信的人应当仔细地考虑收件人的心境(呼 应了彼特拉克),但是， 人们不应不经思考地用书信体去模拟对话体自身[亦即 真正的谈话]。实际上，狄奥尼修斯[波利齐亚诺在这里，要 么是想写成德米特里，要么是在当时《论风格》被认为是狄奥 尼修斯写的]反对阿达蒙是正确的，阿达蒙曾搜集过亚里士 多德的书信，他认为写书信和写对话一定要以同样的方式，因 为书信可以说就是一场对话的一部分。② [50]讽刺的是，这句话的最后部分——“书信可以说就是一 场对话的一部分”——自身的命运和波利齐亚诺的书信“定义”相 差无几，实际上很清楚的是，就像德米特里或者狄奥尼修斯一样， ①Poliziano, Commento inedito,p.17;Quintilian,Institutio oratoria 9.4.19-21,ed. and tr.H.E.Butler,in the Loeb edition,vol.3,1921:reprinted.,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516-517. 在波利齐亚诺的引用中，他丢 掉了“遮蔽”(dissimulatque eos),不过“秘密地”(occultius) 包含了这个意思。 ②Poliziano, Commento inedito, p.18;cfDemetrius,On Style 4.223,pp.438-439. 70 权力与欲望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他这样讲是要与书信乃对话之部分这种观念保持距离。可是，这 句话在脱离语境和重复过多次之后，被许多学者用来概括人文主 义的书信理论和概括存在于书信写作与对话之间的紧密联系。① 在波利齐亚诺对塔提乌斯的评注尚未发表时，这种混淆就已经产 生，也许只是来自手稿中一些未完成的注脚。考虑到文艺复兴文 学中对话体的重要地位以及许多对话的作者也搜集和出版他们的 书信，人们也就很难抗拒“书信乃对话之部分”的看法了。很明 显，人文主义者当中，有人拥护波利齐亚诺的书信观点，这种观点 在古典的修辞理论中也有坚实基础，但看起来同样清晰的是，他又 在有意反对这一观点。他让德米特里或者狄奥尼修斯代他立论： 阿特蒙的观点不充分，“因为相对于模拟即时谈话的对话体，书信 体需要更精心的雕琢……;书信是写出来、寄出去的，某种程度上 像一份礼物，这样书信在立论的时候也没有人指责”。② 波利齐亚诺观点的根本在于，书信怎么说也是一种书面形式， 没有哪种书面形式能够作为谈话的替代物或者模拟物被归到谈话 中。甚至他的技术性观点(还是来自德米特里)是以这种区分作 为前提的，例如，他认为谈话中通常存在不太被注意的停顿("so- lutiones ...tenuiores”, 这一段好像指的是省略连词，即连词省略法 [asyndeton], 在古典修辞学中称作dissolutum 、solutum 或 者disso- lutio)③相对于对话体而言更不合适书信体，只能在[51]写信中造 成困惑。波利齐亚诺继续说，“模仿本身”,显然和德米特里一样 ①See Eugenio Garin,Prosatori latini del Quattrocento, Milan and Naples:R.Ricciar- di,1952;partially reprinted,Turin:Einaudi,1976,pp.ix-xi;Luigi Pulci,Morgan- te e lettere, ed.Domenico DeRobertis,Florence:Sansoni,1984,p.926;and M.L. Doglio,“Lettere del Boiardo e epistolari del Quattrocento,”p.257. ②Poliziano, Commento inedito,p.18;Demetrius,On Sryle 4.224,pp.438-439. ③See the Loeb edition of the Rhetorica ad Herennium,tr.Harry Caplan,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4.30,pp.330-331,and note a,p.330;also Demetrius,On Style 4.193-194,pp.420-421.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71 指的是对谈话的模仿，“并不适合写作而适合[在法庭或者舞台 上]展现，而且更适宜于行动者而非写成的书信”。基于此，他总 结道，西塞罗写给阿提库斯的许多信的确非常难理解。① 波利齐亚诺对人文主义的传统书信观的不满同伊拉斯谟更详 细的批评构成一种有趣的对照，伊拉斯谟尤其赞赏波利齐亚诺的 信，并且像波利齐亚诺一样，他也对书信在多大程度上应当模拟日 常谈话的问题表现出明显的犹疑。②我将简要地探讨伊拉斯谟的 观点，作为这个文艺复兴书信写作导论的结语。应当承认，1513— 1515年间的马基雅维利或者韦托里不太可能了解这些观点，那时 《论书信写作》尚未发表。不过，伊拉斯谟概括和阐释了人文主义 的书信写作观念中存在的紧张和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 些问题和议题，而在马基雅维利成年早期和受教育时期，应该说人 文主义者圈子中流传和讨论过这些。 伊拉斯谟显然很熟悉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书信写作理论。早在 1499年他给芒乔伊大人(Lord Mountjoy)的信中(随信附上了一 个修订过的《论书信写作》版本),他就表现出对其意大利前辈尤 其是弗朗切斯科 ·涅格里关于这一体裁的看法的不满，他认为涅 格里的“方向……是陈腐的”,他的书信则“远谈不上时尚和优雅， 甚至拼不对拉丁文”。他认为乔瓦尼 ·马里奥 ·菲莱尔福的作品 “令人困惑……不够科学，达不到它希望做到的”。伊拉斯谟对乔 瓦尼 ·苏尔皮齐奥和尼科洛 ·佩罗蒂的看法要大度得多，但总的 来说，他认为更值得直接去读古代书信名篇而不是现代的这些指 ①Poliziano, Commento inedito,pp.18-19;cf.Demetrius,On Style 4.226,pp.440- 441. ②关于伊拉斯谟有关书信写作观点的发展，见Henderson,"Erasmus on the Art of Let- ter-Writing,"cited above in note 72, and now also “The Composition of Erasmus' Opus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 Evidence for the Growth of a Mind,"in the Acta Conventus Neo-Latini Torontonensis,pp.147-154。 72 权力与欲望-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南(虽然他自己正写着一个)。①正如他[52]在最后发表的《论书 信写作》中说的： 我希望[学生们]去读普林尼而不是去读弗朗切斯科 · 涅格里、贾马里奥 · 菲莱尔福(即便他父亲[弗朗切斯科 · 菲 莱尔福]的书信尚有几封可读)、埃内亚 · 西尔维奥、加斯帕 里诺[ · 巴尔齐扎]、坎帕诺，更不用说勒芬的查尔斯 · 维吕 利了。② 查尔斯 ·维吕利，也就是查尔斯 · 门尼肯，是前文提到的《书 信方要》的作者，这本书在北部欧洲大获成功，在共同生活兄弟会 (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学校里作为教材。根据杰洛的 看法，门尼肯“读过布鲁尼和彼特拉克，试图模仿西塞罗《致友人 书》中的风格……和埃内亚 ·西尔维奥的《致友人书》[也就是] 《书信集》的风格”。③因此，虽然门尼肯是上述人物中唯一一个非 意大利人，但伊拉斯谟对他的反感主要是因为伊拉斯谟反对15世 纪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那种书信传统。 但是，伊拉斯谟着实欣赏波利齐亚诺，反复征引他作为最佳书 ①有关伊拉斯谟对于意大利书信写作指南的看法，见 A.Gerlo ,“The Opus de con- scribendis epistolis of Erasmus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Ars Epistolica,"in Classical Influences on European Culture,A.D.500-1500, ed.R.R.Bolg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03-112 。给芒乔伊的信是第117封，见 Opus Epistolarum Des.Erasmi Roterodami,ed.P.S.Allen,H.M.Allen,and H.W. Garrod,Oxfor 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6-58, I:271-272. 也见查理 · 凡塔齐 (Charles Fantazzi)为自己翻译的《论如何写信》(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所做的导论性注释，见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vol .25:Lit- 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vol.3,ed.J.K.Soward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5,pp.2-9,and esp.6-7。 ②Erasmus,“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p.44. ③Gerlo,“The Opus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 of Erasmus,”pp.109-110.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73 信写作的典范，这似乎是对波利齐亚诺明确与主流人文主义的书 信写作决裂的一种隐含的认可。伊拉斯谟称其为“此种技艺的大 师”(mirus est artifex),并将他连同其他一些同时代的人列入自己 的伟大书信作家名录中，教师们应当以他们的作品作为范例供学 生们学习。他列举出几个人，“西塞罗、普林尼、西姆马库斯、阿波 罗尼奥斯和安杰洛 ·波利齐亚诺”,并问道：“在这一领域，为什么 我们不把最后一位与那些古人相提并论呢?”①在另一部被称为 《写信方要》( Conficiendarum epistolarum formula)的缩略版《论书 信写作》中，伊拉斯谟强调选择最佳范本来模仿的重要性：“那些 许多世纪以来都得到一致认可的大师毫无疑问值得模仿。”在提 到西塞罗和普林尼后，他又说：“然而，不仅只有这两位值得读，也 应当研习其他以古人为典范的人。其中我觉得应该包括波利齐亚 诺，因为他在某些书信中表现出了绝佳的风格和一丝不苟的专 注。”② “绝佳的风格”和“一丝不苟的专注”所代表的评价标准[53] 与传统上书信应当模仿日常谈话的观念相去甚远。不过，伊拉斯 谟并没有跳出老旧且仍然有吸引力的观念的窠臼，即书信在所有 着力于重现或者模仿“自然”与“日常”谈话的形式中有着特殊的 地位。在讨论“一封信的特点”并且评论说很多批评者都会把那 些实际上是著作或演说的所谓书信排除在外，伊拉斯谟认为： 即使“书信”这个名字被限定在朋友们之间就私人事务 ①Erasmus,"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pp.21,44;for the Latin text,see Opera Om- nia Desideri Erasmi Roterodami,I-2,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 pany,1971,in which the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 edited by Jean-Claude Margolin with extensive introduction and notes,is on pp.153-579.The passages quoted in the text above are found on pp.226 and 265. ②查理 · 凡塔齐也有一个译本见《伊拉斯谟作品集》(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同 一卷的注释88,引用的段落在第260页。 74 权力与欲望-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进行的交流，也还是不能给这种交流确定某 一 固定的形式。 不过，如果这种体裁有什么特点的话，我认为我必须明确地说 一封信的遣词造句应当像朋友们之间的谈话一样。喜剧诗人 图皮里乌斯说得很妙，所谓一封信，就是不在场的朋友们之间 的交谈，既不应当粗鲁、野蛮或者做作，也不应当局限于一个 主题和长篇大论。因此，书信体崇尚的是简约、直白、幽默和 机智。 伊拉斯谟建议书信应当采取“一种很低层次的风格，更接近喜剧 而不是悲剧，甚至比喜剧的用语还要低”,但他又带着一贯且沉郁 的犹疑补充说：“只要这种简约也是考究过的。”① 类似的犹疑还存在于伊拉斯谟对用词考究的讨论。他对那些 “不能容忍写信精雕细琢”的人和“从来不让书信的用语超越俗 常，而认为它应当贴近日常谈话”的人都感到不满。他反对这些 看法，坚持认为：“古人最好的那些书信是花了极大心思和技巧写 出来的。”但是，后来伊拉斯谟又建议是否这样写还应当取决于具 体情况， 依据收信人的品性和内容而定，所以规则是，如果某种简 约的表达是优美的，那就是合适的。我不要求装饰品，但我也 不能容忍破烂货。如果足够优美，我便不需要烫发钳( curl- ing-irons) 。 你可以拒绝修饰，但要确保没有粗鄙之语。我并 不要求一丝不苟的用心，但我也不要杂乱无章的一团乱麻。 这一连串几乎是自我消解的建议，在引用和无意义地解释西 塞罗有关想说什么就写什么的看法时达到极致，他试图以幽默掩 ①Erasmus ,"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pp.20-21;Opera Omnia,I-2:25.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75 饰自己的犹疑，总结道：“最后，你可以写一时兴起的东西，想说什 么就写什么[54],只要像西塞罗写给阿提库斯那样就行。”①—— 一个将来写出《西塞罗派》( Ciceronianus) 的人的奇怪建议。 真正让伊拉斯谟与传统产生分歧的是清晰性问题。依照传 统，写信的人绝不应使用“任何会让读者停下哪怕片刻”去考虑其 含义的词。他用一个故事切入这一主题。他在14岁时曾给他的 一位老师写信，信中包含“一些他在读书时产生的疑问”。在回信 中，这位老师斥责了他，还说如果年轻的伊拉斯谟“以后打算寄出 这样的书信”,他“应当附上一份注解”。现代读者或许会更同情 遭受打击的老师，而不是那位早熟的学生，但是伊拉斯谟将这位早 期的批评者斥责为一个“无礼的恶棍，傲慢而无知”。不过接着这 个故事，他断言：“这并不是要否认在一切语言形式中，清晰是最 重要的。不能被理解还要语言何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文 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共有的不可解决的两难：又要坚决追随 古代作家博学精深的话语，又要保持清晰有效的交流。 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伊拉斯谟在这一议题上的矛盾的 有趣之处在于，他恰好将这一困境置于写信的实践之中。虽然 “清晰和简约的风格”是值得推崇甚至在某些书信中是必要的， “但同样真实的是，没有哪种别的体裁能坦然地容纳晦涩不明，一 个学者可以用不想让别人明白的俏皮话打击( velitatur)另一个学 者”。伊拉斯谟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这次是有关他如 何与博学的学者托马斯 ·利纳克尔“玩一个游戏(lusimus)”, 他给 利纳克尔寄了“一封用扬抑格四音步写成的信，因为它编排得非 常精巧，不仔细读的话可能不会怀疑这是一首诗。我在信的开头 提醒过他要提高警惕，我要在这封信中戏耍他。在末尾，我说除非 我骗了自己，不然我应该已经成功地骗了他。这位老实人直到我 ①Erasmus,"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pp,14-15;Opera Omnia, I-2:214-215. 76 权力与欲望——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 给他点破才发现这一骗局”。① 伊拉斯谟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书信写作概念，它与 古人或者人文主义者甚至伊拉斯谟自己在别的地方所认同的都不 同。在这个故事里，书信不再是写下来的朋友间以日常谈话方式 进行的直接交流，用以传递信息、[55]意图或者心态。这里的书 信写作变成了某种竞赛或者说学养对抗，伊拉斯谟用到了打击 (velitor) 这个词，表示小规模、轻量级的对抗。他还将这比喻成一 场才智与欺骗的“游戏”,其中不乏嘲讽和戏弄。人们会感到这个 14岁的小伙子远比他的老师所斥责的聪明，在这封与托马斯 ·利 纳克尔对抗的信中也是展露无遗，这可能就是伊拉斯谟想要表达 的。伊拉斯谟似乎是说，如果书信真的是朋友间的对话，那么我们 需要理解复杂层次的对抗、竞争乃至攻击，这些构造了所有的对话 和所有的友谊。只有到这时，我们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书信和我 们朋友的书信的娴熟的、敏锐的读者。 伊拉斯谟在这几页中并没有为文本如何符合清晰性要求给出 解决方案：“一个人觉得晦涩不明的，另一个可能觉得相当明了。” 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想为“晦涩不明”保留一些正当的空间。伊拉 斯谟在另一个关于语言的谜题中指出，“虽然对一个演说者或者 作者而言，晦涩不明总是有害的和必须避免的，但我愿意相信，书 信写作乃是一种容忍度最大的体裁，只要其中的晦涩不明并非不 考究。就像西塞罗这样的前人也偶尔会混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会运用晦涩的暗指、模棱两可、言外之意、俗谚、费解之谜以及无来 由的结尾”。② 当伊拉斯谟谈到在书信中应选用哪种谈话风格时，他认为选 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并建议每一封信都“应当尽量适应主题、地 ①Erasmus ,“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pp,15-16;Opera Omnia,I-2:217-218. ②Erasmus ,“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p.18;Opera Omnia,I-2:221.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77 点、场合和人物”。一封信的风格“应当是灵活的，就像珊瑚虫让 自己适应周遭的各种环境那样，书信也应当适应各种主题和情 况”。伊拉斯谟在几行的篇幅内用了两处比喻来谈论在选择书信 体风格时灵活性与适应性的必要，这是第一处。由于他刚刚力劝 有追求的写信者通过运用模棱两可和言外之意来制造某种晦涩不 明，那么将书信比成珊瑚虫，除了是在请人们仔细琢磨他所建议的 这个文字游戏实例还能是什么?珊瑚虫是一种看起来更像植物的 水生动物，总是将自己附着在一个表面上。它们多聚居在一起，不 同种类的珊瑚虫有不同特点来发挥各自的作用，有的提供食物，有 的负责防卫，有的则专事繁殖。这种功能化的多态性很明显或 [56]表面上的含义是可以把书信比成珊瑚虫，令书信适应不同功 能并依此选择适当的风格和特点。而伊拉斯谟没有明言的则是， 珊瑚虫也用它的刺和有毒的触角捕食猎物。①他一定记得(这要 求读者们也记得)奥维德将珊瑚虫捕食猎物与仙女萨尔马客斯 (Salmacis) 捉住赫耳玛佛洛狄忒( Hermaphroditus)相提并论，《变 形记》第四卷第366至367行：“珊瑚虫在海底下擒住它的敌人， 它的触角牢牢裹住他”②。 第二个关于书信适应性的比喻是墨丘利，这相对更容易想明 白。“一封信的风格”,伊拉斯谟继续写道： 不仅要适合主题，更要像 一 个好的中介( egregio quopiam Mercurio, 因为 一 封信担负着信使的作用),它应当考虑时代 和人：它不会在所有情形下或者对所有人谈论同样的主 题……同时，书信的风格也同样要考虑写信的人，而不仅仅是 收信的人或者它被寄出的目的。因此它将扮演墨丘利的角 ① See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 ed.,1987,9:583,16:575-580. ②Ovid, Metamorphoses ,in the Loeb edition,tr.F.J.Miller and revised by G.P. Goold,2 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I:202-205. 色，仿佛就像它那样，根据当下的主题变换成各种样子。① 甚至墨丘利这一比喻在这几行内都经历了变换，从作为神的信使 的功能身份，一个单纯的中介(英译文在第一次提到名字的时候 用词精准),变为一个演员的状态，他要变换自己的外形为不同的 戏剧带来新的东西。伊拉斯谟喜爱剧场的比喻，这使他将老旧的 写信技艺转变为某种舞台，同样一位演员可以在不同的面具下来 来去去，给他的观众展示机智的、戏谑的，也永远都是考究的晦涩 不明。② 到16世纪初，文学性的、朋友间的书信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 义文化中已经取得或者至少有望取得一席之地，即便要与各种古 老的书信体传统和规则[57]共存，在理论上也保持了相当的距 离。克里斯特勒评价说：“或许人文主义文献最丰富的一个分支 就是关于写信技巧和原则的那些。”③我要补充的是，它也是文艺 复兴文学体裁中的普洛透斯。它溜进故事、论著和论文，也溜进诗 歌和戏剧；它是公共性的也是私人性的，是政治性的也是个人性 的；它处在一个重要地带，一边是(深为修辞学家们所珍视的)古 老观念，即书信用语应如谈话般自然和纯粹，另一边则是(通常为 诗人们所主张的)未定认知，即文本的变化神秘而晦涩。 ①Erasmus,"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p.19; Opera omnia,1-2:223. ②有关伊拉斯谟的用语、比喻、谈话和写作，我受惠于卡林顿的作品良多，尤其参见她 对伊拉斯谟与比代的通信的解读，J. Laurel Carrington,“The Writer and his Style: Erasmus'Clash with Guillaume Budé,"Erasmus of Rotterdam Society:Yearbook Ten, 1990,pp.61-84;“Erasmus'Lingua:The Double-Edged Tongue,”Erasmus of Rot- terdam Society:Yearbook Nine,1989,pp.106-118;and“Erasmus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Metaphor,"in the Acta Conventus Neo-Latini Torontonensis,pp.111-120。 ③Paul Oskar Kristeller, Medieval Aspects of Renaissance Learning,ed.and tr.Edward PMahone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74,p.109.